所谓基层百姓管理组织自治制度，就是建立以村为单位的基层自治。

    在古代，本来就是皇权不下县，朝廷对于县城之外的广阔乡村，基本采取的是放任自流态度，大多数时候是当地的宗族士绅用乡规民约处理日常事务。

    只要能按时完成国家交予的赋税徭役等任务，不发生恶劣案件，地方官员极少下基层。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无论是哪个朝代，国家的正式官员数量非常有限，就算史书上记载以“冗员”着称的宋朝，其官员总数才不过数万。

    其中不少还是没有实权的恩荫和虚官，真要是具体到某个县上，正式编制少的可怜，不超一手之数。

    加之通讯不畅，很多时候朝廷的政策根本下达不到基层。

    面对天灾时，朝廷拨付的钱粮经过层层盘剥，到百姓手中更是少的可怜。

    如今大唐立国不过九年，百姓官员也算纯良，社会整体比较安和，统治成本和难度也不算太大。

    但要具体说对基层有多大的掌控，也只能说是皮毛。

    而基层百姓管理组织自治制度就能较好解决这一阵痛问题。

    它可以将以往宗族士绅管理权进行限制和正规化。

    其宗族士绅原本的管理权改变不大，但是有了国家层面的限制缰绳，可以有效抑制基层管理中权力的滥用，也是对重建基层自治有效的推动。

    要知秦汉时代，基层社会管理也很严格细密，比如秦朝的“里”组织。

    有里正、里老、田典、街卒等职务，其职务的任命，需要乡官夫报给县里，然后县丞审核，再有县尉进行正式任命。

    到了汉朝，基层自治为“亭”，包括亭长、校长、求盗、发弩等，这些也都是官府派任的。

    这些组织对于基层的信息掌控达到了惊人程度，失误率极低，但也导致成本极高，危险度极高。

    基层自治人员犯了小失误就是大罪，动则砍头，这就是为什么陈胜吴广要起义，刘邦要起义。

    对于基层管理者的太过于苛刻，导致最后引发大的反弹。

    汉朝灭亡后，两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太平日子不多，基层管理自治自然松弛，一直没有恢复到秦汉那种细致程度。

    而后隋朝建立，隋文帝以大智慧，用大毅力重建基层自治，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政策就是“大索貌阅和输籍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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