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实验室中是实习生，负责人康纳斯教授是否让你参加到了实验中？”

    “没有，只是进行辅助数据处理工作，以及一些复杂度不高的辅助工作。”

    “例如？”

    “打扫卫生、数据处理、传达信息.”

    “是否包括转基因实验操作？”

    “不包括。”

    “那你是如何独自完成实验的？伱现在甚至还没有高中毕业，只是个高中生。”

    “我看过康纳斯教授和李先生的操作，我偷偷学会了。”

    “你学会了？你是说，你一个高中生，学会了这种高科技技术？”

    “是的，我学会了”

    律师打断：“你觉得我们会相信？康纳斯教授以及李先生在实验中”

    彼得打断：“不管你相信与否，这是我个人行为，我可以在法庭重复这个实验。”

    没人想看这个——最起码不是在法庭上看。

    “实验演示是否违反实验室对实习生的约束？”

    “不，先生，这是实习生俱备的权利，观摩并学习，实际上康纳斯教授每天都会对我进行安全教育。”

    “演示中两位是否强调过实验风险？”

    “是。”

    “而你为了自己的私心，违反安全条例？”

    “是的。”

    “.你提到在你违规实验前与三号实验室的研究生发生接触，你是否绑架了.”

    “没有，先生，我们打了招呼，但没有说太多，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当时是否穿着灰色衬衫”

    “也许是。”

    “也许是？请回答是或不是。”

    “或者说”

    法庭上，彼得的表现比里尔和马特预期的还要好。

    公诉律师的问题一波接着一波，试图找到彼得谈话中的矛盾点和模糊点，来达到一些目的。

    但彼得认罪的速度比他们想的要快，在面对大量看似无意义的问询陷阱，也未出现任何负面情绪。

    公诉律师讲得口干舌燥，但依然没有发现矛盾点，也没有完成他的额外业绩。

    彼得的回答干脆又直接，这要得益于他完全没有任何侥幸心理，保持了最大程度的诚实有关。

    但公诉律师是带了任务来的，除了三号实验室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