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细胞滩的时候，当阿尔贝特到我所在的实验室找我的时候，实验室的人的眼光就是这样的。显然，所长或者说区长亲自走进一个实验室，不说绝无仅有吧，至少是非常难得的现象。

    而且，是继十多天前之后，这位当地的最高长官第二次光临本实验室。

    施图姆说：受累，这些天我太忙了。波历，过得怎么样？

    我说：挺好啊。

    他说：跟大家相处得好吗？

    我说：很好。

    显然他听到了些什么。如果他没有听到什么，那才是怪事。

    他说：很多事情，自己经历的才是真的。

    他这话说得莫名其妙。但我听懂了，而且几乎把我的眼泪听出来了。

    我们的室主任路易斯几乎是气喘吁吁地走进来的。他说：受累，我迟到了。

    施图姆说：不晚。到了就好，你来说吧。

    路易斯说：这样。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给波历调整一下工作。也就是说，换个地方。

    我机械地重复道：换个地方？

    他说：对，你不是喜欢转基因吗？跟我来吧。

    施图姆说：我就不去了。我还有个会。

    我说：谢谢你所长。

    他说：应该的应该的。

    离开这个对我来说几乎毫无意义的房间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这几位同事。他们的目光是混合型的，有惊奇，有茫然。

    施图姆走了，直接反方向地走向大楼出口的方向。

    我真的很感激。他不仅知道我的情况，致力于改变我的情况，而且还亲自到场。他的到场其实是起到一种保障作用。仅此而已。但这更让我感激。

    路易斯带着我一直走到过道的尽头，即那个在大会议室旁边、男女厕所对面的实验室，101室。

    我又见到了那个当初见到长官们和我连头都懒得抬起来的老头，长得象是南欧人、头发黑黑、精瘦的那位。

    路易斯说：雷果，我给你带来了一位厉害的年轻人。

    这个老头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