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

    苏轼已经辞了开封府推官，赋闲在家，等待分配工作，所以有大把时间开趴体。

    开封府推官这个职务是当年王安石强加给苏轼的，原因自然是苏轼老给他找麻烦，把老王搞得烦不胜烦。

    于是他就让苏轼去做开封府推官，让苏轼忙碌于杂务，没时间盯着他。同时也带有浓浓的警告意味。

    开封府推官，满员四人，掌刑狱讼诉。如果那王大卫没写《宋律贴》，他有25%的概率能与苏轼一起畅谈理想和人生。

    虽然苏轼离京已成定局，但什么时候走还不知道。甚至苏轼去哪儿，做什么官儿也没定下来。

    赵顼想让苏轼做一任大州知州，王安石不同意，只肯给个通判，二把手。

    这实在是太心眼儿了，不过考虑到这两年苏轼给王安石添的堵，大家也能理解。

    而且，王安石也拿出了站得住脚的理由：苏轼的资历不够。

    苏轼，嘉佑二年进士。跟王厚的父亲王韶、王厚的章世叔章惇（第一次）同年。算算已经是十四年前的事情了。

    但是这十四年中，苏轼先后两次丁忧，备考制科又用去了一年多，唯一做满一任的其实只有签书凤翔府判官一职。

    认真起来，王安石的理由还真让人无话可。

    只是王相公只对苏轼一个人认真，对其他人一点儿都不认真，还经常越级提拔“人才”，同样让人无话可。

    所以有不少人扼腕叹息：苏轼于熙宁二年二月回京，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

    要是当年苏子瞻丁忧结束后立即动身，不要在老家搞那么多事儿。

    也不要一路游山玩水，这样至少可以提前好几个月返回汴梁。

    那可能现在的一切都完全不同了。

    不过现在啥都晚了，只能给苏轼开欢送会了。苏轼为人风趣、性情豁达，朋友多，粉丝更多，送别会开了好几场。

    章惇也出席了一场。章惇和苏轼政治立场不同，章惇已经“投靠”了王安石，趁着吕惠卿不在，正在跟曾布争夺“头马”的位置。

    虽然苏、章立场不同，但两人却是朋友。苏轼任凤翔府判官的时候，章惇任商洛令，两地相邻。

    嘉佑七年秋，陕西路在长安举行解试，章惇与苏轼皆参加试务，由此相互结识，“二人相得欢甚”。

    苏、章两人在趴体上心情如何，外人不得而知。刘五却在樊楼组织了一场会，只邀请王大卫、王厚、曹七参加。

    酒宴上，刘五对家里的事情只字未提，一番痛饮，和王大卫、王厚深情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