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一起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好朋友，此刻做汪填海副手的陈公bo，此人做过实业部部长。

    汪填海更不用说了，全身上下都是光环，不贪财、不好色、不怕死，年纪轻、资历老、功劳大、长的帅。

    按理说，这几人都是果党大员，说句达官贵人丝毫不为过，不愁吃不愁穿，又不用上战场去冲锋陷阵，他们为什么要组建“低调俱乐部”和主战派唱反调呢？

    抗战爆发后，连李、白、阎、冯、红党这些常某人曾经的敌人在民族危亡时刻都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常的一边，即便强敌压境，即便懦夫们不断悲观聒噪，依然无悔地坚持“抗战到底”。

    有句话说的好，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这几个人的所作所为正好诠释了几个词语：臭味相投、蛇鼠一窝、狼狈为奸、沆瀣一气.

    汪某人出身在一个仕宦家庭，祖父是举人，父亲郁郁不得志，靠做幕僚维持生计，对外却要保持仕宦人家的体面，生活清苦。

    汪十几岁时，父母先后离世，他靠着同父异母的兄长勉强为生，从小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性格。

    成年后，从事革命活动，虽有壮举，但见识了日本人的强大后，就陷入了“恐日”的情绪中不可自拔。

    从抗战一开始的“悲观”演变到“主和”，由“主和”演变成如今“主动求和”并没有用多长时间。

    此刻只听他说：

    “人们以前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

    “主战派有主战派的道理，但是，主战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

    其实，如果能达成此目的，我觉得和日本人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

    “一味地主张焦土抗战、唱高调是打不赢日本人的，大家应该坦诚一点，该说点实话了。

    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铁路等重要交通枢纽全部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我四万万民众时时刻刻沉沦于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喘息，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我多次向常某人进言，奈何他就是不听。”

    他这话的意思很明确，明知道打不过还要打，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

    再这样下去，真的就亡国灭种了，所以还是要“和平救国”嘛。

    为什么不能接受日本人提出的“和平”条件呢？

    这事上高司长有发言权，他说道：

    “上回委员长拒绝了日方提出在华北、华中、蒙古等地建立亲日政权、承认满洲国和向日本赔偿军费的条件，于是谈判破裂。

    但我次回去日本，日方表示，只要汪先生能重组政府，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