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写的很好，只是略有些许不解的地方。”

    钱穆连忙解释道：

    “我注意这部书里有一些地方，显得很奇特，比如本纪里从永历十七年开始，每年的第一句话里都是“正朔在东都/东宁”，“明朔亡”这三个字没放在永历三十七年七月甲戌郑氏降清那天，没放在八月壬子清军入东宁那天，而是放在了郑克塽等剃发、入北京那天，几乎就是掰着手指头给“明朔”按天往后延。我想知道这是为何？”

    面对钱穆的询问，钱海岳思索片刻，说道：

    “宾四先生，我的这部《南明史》这本书是在三一年开始编写，四四年秋完成了初稿。”

    钱海岳的回答，让钱穆陷入了沉思，这个时间就决定了这本书的定性和风格，就像当年他编写《国史大纲》时的那种，当年抗战绝望到钱穆写出了国史大纲。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人们一度以为是亡国之战，这种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各行各业。身为史学家钱穆出于民族责任感，废寝忘食地完成了一部华夏通史。

    “当年抗战如火如荼、民族危在旦夕。宾四先生曾立誓，“要撰写一部中国通史，讲述华夏文明的沧桑与伟大，让子孙后代不忘先人创业，永著民族精神。”，海岳不才，当年，不敢与先生相比，但心境却与先生相同。”

    其实就是一种可能亡国的心态去书写的史书，只不过钱穆书写《国史大纲》是为了文明的传承，是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部华夏通史，是为了复国。

    当年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面对节节败退的现实，大家早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当时乐观的人已经在想着再造华夏，在想着亡国之后的复国大计了。

    在即将亡国的危难之际，钱穆先生开始着手编写《国史大纲》。跟古代其他人希望借着修史而青史留名不同，他编写《国史大纲》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青史留名的事情，他想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写下这本国人自己写的最后一本史书。希望能借由《国史大纲》激发出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能够复兴华夏，完成复国大业。

    而钱海岳的《南明史》更多的是一种感伤，面对天下灭亡时伤感与不舍，也正因如此，他才会掰着手指头给“明朔”按天往后延，就像在那个绝望的时代，每天睁开眼睛，国家仍在抵抗庆幸，国家仍在，但是明天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

    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心态都是相同的。只有经历过那种绝望的人们才能会和他们产生这样的精神共鸣。

    听着钱海岳的回答，钱穆点头，说道：

    “我明白了，若是有幸，希望能够为你的《南明史》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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