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明代的史学研究，也就是近几十年才开始兴盛。



历史研究的焦点还在做着道德评判：哪个文臣武将是否贤良哪个丞相是否有公心



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则是一本就制度说制度的历史。



钱穆几乎抛弃了对于个体的文臣武将评判。



而是梳理出中国各朝各代的制度变迁，指明其暗藏的脉络。



历朝历代的统治集团都不蠢，哪怕认为孱弱的南宋，被认为是倒行逆施的元朝，他们推行天下的统治制度，仔细研究都是依照着某项规律而在进行。



指出这些规律。



史学研究就能从研究人、研究事，进入到研究社会制度研究社科人文更本质的问题。



这样的思想是绝对碾压性的。



这么说吧，如果不是万历下令让王文龙写作，这书王文龙都不敢写出来。



也不知道这书能不能刻出来，说不定万历懒得去看，王文龙就能暗度陈仓。



即使一时被禁，万历皇帝估计也活不了多久了，顶多十多年后天启年间再把此书拿出来刊刻就是。



越到明末，大明对书籍的管理就越是无能为力。



嘉靖朝书籍审核还严格，万历朝几乎全部放开，到了天启可以直斥朝廷，崇祯年间更是无书不骂，无书不谣，无书不艳。



因为看水浒造反的人太多，崇祯费尽巴力想把《水浒传》给禁了，然而朝廷的管理能力大大下降，所谓禁书效果约等于无。



至于这书的名字，王文龙也不打算改。



“中国”之说早就有了。



原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名字简明扼要，并不会犯什么忌讳。



万历三十九年的春天悄然过去。



王文龙的家人坐海船北上。



《晦翁学案》也被孙隆刻了出来。



直接在京城引起哄动。



无数史学家经学家欢欣鼓舞。



他们觉得王文龙总算开始研究经史了。



以前王文龙所写的那些书籍只能算作杂书，课堂上都不好讲。



少数几本如《尚书古文疏证》，也是好发大言，并非被天下承认的正经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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