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一贯已经想了十天，才想明白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错的。
从六月末到现在的九月末，申时行、王锡爵虽然是来得太快了，但时间也够久了。
但主要问题就是来得太快了。
现在回想一下，应该是撤回矿监税使的善政和重新启用申时行、王锡爵入阁让沈一贯的思想出现了问题。
但沈一贯从嗣君祈雨期间就开始犯错了，过早地把大量奏疏堆入宫中，想要凸显内阁的重要性和自己的辛劳。
如此一来固然让赵志皋的请辞被“恩准”，皇帝和嗣君却没有立刻从在任官员中增补阁员，而是准备重新启用申时行、王锡爵。
他已经实质上做“独相”很久，在这特殊的时间段里忽略了皇权处于最脆弱时期的问题，脑子里想了太多将来的阁务权柄。
一方面是国本已定和撤销矿监税使弊政积累的巨大政治声望，一方面是两位经验丰富老首辅即将还朝的巨大压力，还有朝堂所谓浙党之外的人会不会凝聚过去。
沈一贯太渴望趁这段时间巩固自己的地位了，而刚好嗣君又看上去没太多主见，从善如流。
但册立大典之后借仪注和诏书未定，拿嗣君登基大典可能因此拖延来尝试引导嗣君同意余继登入阁、萧大亨上位礼部尚书，这是何等权臣行为？
拟定的诸多“善政”不能写入登基诏书，已经让沈一贯不能掌握新朝“四阁老辅政”的主动。
因为张居正问题的隐晦风向，因为田乐站了出来，又想凭借阻止再行新政团结多一些人，这才有了群臣纷纷上疏言外派内臣之害。
如果是在平常时候，这自然没问题，内阁和六部、科道都应该让皇帝明白如今的“祖制”不该更易。
可现在不是平常时候，是皇权先做了退让、主动革弊施恩，是皇帝病重、嗣君尚未登基的特殊时刻。
冷静下来梳理了一番，沈一贯第十一次来到慈庆宫外请见。
“沈阁老，殿下不是说了吗？三法司对山海关民变之事没查出结果出来，诸事皆可稍候。大典仪注已定，悉心准备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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