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但无论具体内容怎么改变，重要性如何调整，这种秩序本身是必须存在的。因为社会关系的维持，就是依靠相互之间的责任。责任不存在了，关系本身就瓦解了。

    在郭康那个时代，人们实际上搞不清，到底应该维持夫妇与家庭关系，还是应该把它拆解掉。这种思路混乱的结果，就是既想要家庭的好处，又想拆解家庭来显得自己更进步。

    最后的结果，就是转而主张用简单的财产关系，替代之前复杂的权责机制，来衡量和维持家庭。

    但问题是，财产关系太弱了，其实没法维持家庭的存在。或者说，家庭这种组织，就不是投资的好选择：真想要进行投资，大家组织个正经的商业企业不好么。

    自己结婚的效率，肯定不如买个配偶；买的效率，又肯定不如租一个。所以为了财产的效率最大化，应该通过短期租赁的方式，来产生后代、以及满足各种相关需求。这和家庭本身，不就矛盾了么。

    那家庭的意义是什么呢？

    直接对比罗马的情况，郭康渐渐发现，这东西其实是动员男性的。

    与国家的合法性一样，任何一个组织，都得面对如何说服别人出力的问题。女人可以确定子嗣是否是自己的，但男人没法直接确定。所以，稳定的配偶和可确认的子嗣，能够说服男人为了“未来”而努力。

    这种关系瓦解之后，就会面临一个问题：用自己的产出去供养妇人和子嗣，还不如都自己享受。人反正都是要死的，如果不是为了后代，那为什么不随心所欲，自己爽完拉倒呢？

    在郭康那个时代，家庭的瓦解和鼓吹个人享乐至上，放弃家庭责任，乃至放弃对于族群、国家、历史的责任，也确实是同步出现的。

    这种情况，其实没法用“好”、“坏”来评价。哲学家或许可以给它定性，说它是“先进”还是“落后”，但从人类历史的视角看，这种先进、落后的判断，意义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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