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新一代新教，并不是把这种极端性归零，而是直接跳到对立的极端——他们像是报仇雪恨般地推崇相反意见，结果，就只能在两个极端中间来回跳。

    现在想想，这可能是从罗马时代，就有的病根。罗马帝国也好，后来的教会也好，形成的“纲常”，或者说作为共识的社会规范，涵盖范围太狭小，本身也太脆弱。而后来的蛮族，在这方面就更加糟糕了。

    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想脱离窠臼都不容易。对他们来说，就更加如此了。蛮族们其实无论怎么横跳，也跳不出教会当年开拓出的范畴。

    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特例。郭康也是看着塞里斯人捣鼓来捣鼓去，结果怎么都摆脱不了天下观。

    要知道，从信史时代开始，中原国家的组织方式其实也就两种：要么是周朝开始的，华夏诸国争立的模式；要么是元朝开创的，超出族系和地域、多个兀鲁思并立的结构。一直到郭康的时代，天下依旧是非元即周，还是这俩在生效。

    中原都是如此，欧洲就更没得选了。

    他们这种情况，导致一旦当时的理论体系出现问题，反对者只有一条路可走。而且只要反对，就往往会把现存的秩序给反得完完全全的。就好比一条窄路上的两个人，没法向旁边避让，只能硬碰。

    时间长了，蛮族们的思维自然也出现了问题，一个个都成了“二极管”，只认这头和那头，就想不到能换个方向……

    单纯在内部的话，这倒还不算严重，反正大家早就习惯了。但是，随着近现代欧洲诸蛮族的强势，蛮族文化也开始四下输出。在其他文明环境下，这种表现就开始尴尬了。

    长期的思维惯性，导致蛮族文化的信奉者只会“誓反”。哪怕他身处一个根本没有“老教”的地方，也会按照原来的套路，先“誓反”一套再说。而在外人看来，这就等于对着空气输出，显然是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