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当然，这些数字也只能大致参考，因为“识字”的标准差别太大了。

    比如，要是按美国人的标准，根据1918年的统计，一半的新教教民能够轻松阅读《新约》。考虑到民国年间的识字率还不如清朝，而教民的素质也很是参差不齐，这个数据就很夸张了。

    同理，1896年，夏威夷的统计发现，25%的中国女移民能识字。考虑到那时候远渡重洋的女性，基本不太可能是社会上层，要么是那时的文化环境并不如后世想象的落后，要么是美国人的标准太松了。当然，也可能二者都有吧……

    所以，这种技术发展起来，不说能达到什么效果，起码欺负下这会儿没文化的欧洲人应该是够了。实际上，这也不需要现代数据的支撑，毕竟古人一样知道教育的重要性。

    和郭康知晓的过去历史不同，这个世界，成熟的印刷术是紫帐汗国直接整套带过来的，而且从一开始，张大牧首就收罗了大部分工匠和机器，天天印他那些传教册子过瘾。

    由于这几重关系，印刷从一开始就十分政治不正确，其他教会几乎都在试图禁止信徒使用印刷品和印刷物。就算因为管理能力问题，很难完全禁止民间的印刷行为，至少在宗教、神学、哲学等重要的相关领域，还是必须维持禁令的。

    面对这种情况，紫帐汗国干脆直接放飞自我，大量印刷经书和注释本，还到处售卖。这算是坐实了之前的指责，罗马公教等反对者为此大为恼怒。

    不少教士坚持认为，这种印刷技术是确凿无疑的技术异端，从一出现开始，就是邪恶的。有些激进的人，甚至认为这是魔鬼发明的工艺。因此，不止它本身，所有运用都必须禁止，包括对它的引进、研究和改造。

    大部分人整体上倒是没这么夸张，但毫无疑问也相当厌烦。这种环境下，神学哲学领域，实际上处于遭受印刷禁令的状态。两相对比之下，更显得这里书籍的宝贵了。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