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就是因为组织方式太落后。”

    安德烈神父也跟着点点头，看起来对于这个观点还是赞同的。

    “我们认为，只要修士们聚集起来，哪怕是为了共同修行学习，交流感悟，建立组织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可以回避的选项，而是必须解决的问题。”马可神父说：

    “同样，我们应该也不难发现，古往今来任何政权，都需要信仰上的解释来维持。只不过大家采用了不同的信仰方式而已。而一个好的信仰，对于政权的发展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想让修会组织健全，减少腐化的发生，需要一套完善的机制，而这种机制又需要更多的参与者广泛加入。只有一个有力的世俗政权才能保护和维持它。”

    “大家也能看出来，不管是我们这边还是西欧，对教会破坏最大的，往往不是教会本身，而是罗马衰落以来，诸蛮族的部落首领们，对于教会规矩的肆意破坏。在西方，主教甚至教宗的位子都可以交易，有些教职甚至能公开出售。教会的初心再圣洁，也禁不住他们这么不停地干涉和破坏啊！”

    “而且，这也不是我们躲去偏僻之处隐修，就能逃得掉的。相反，如果坚持信仰的人不站出来，这些人就会更加肆无忌惮。除非我们只顾自己，忘却天兄的教导，否则就不得不站出来。”

    “由此可见，这两边完全可以各取所需。这也是我们教会提出‘和谐’论的原因。”马可神父最后说：“像这次的事件，就明显是对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出了问题，却迁怒于我们的教友。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借助公正的政权，战胜邪恶的政权。这样才符合世间的事理，也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确实是这样。”普龙斯基也赞同道：“原本，维陶塔斯和罗斯正教信徒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他的第一任妻子，就是斯摩棱斯克王公的女儿。第二任妻子，也是一位立陶宛的正教贵妇。但为了和罗马对抗，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另一边。”

    “当然，站在他的角度，估计也没有别的选择。”普龙斯基想了想，说：“而我们，也就只能奉陪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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