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见原告这位中年母亲，争抚养权的意志多么坚定。

    离婚案件的独任制审判员，多为女法官。

    在许多不讲道理的“丈夫”眼里，她们似乎天然地就会为了支持女方而吹黑哨。

    女法官们，于是经常被莫名其妙地投诉到本院的信访办。

    故而，本案的女法官，虽然在上次开庭中，从各种细节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自由心证”，对许乐冬一家的印象，远好于姜喆一家，却仍很注意地，不会表露出来。

    敲过法槌，法官语气肃然道：“上次的流程里，原告起诉状和被告答辩状，都念过了，没有新的诉请的话，不要重复。我们直接进入法庭调查阶段。被告为中某证券公司的首席风控官，提供给法院的公司收入证明、银行薪资入帐证明和个人所得税税单显示，被告的年收入，税后在170万左右。被告同时提供了两名子女的国际学校学费发票，长女每年学费30万人民币，次子每年学费25万人民币，总计55万人民币。原告自2013年迄今，没有与任何一家用人单位签署劳动合同，社会保险是自行缴纳状态。这是上次庭审时，双方都无争议的事实。鉴于原告更换过律师，原告现任代理人，你确认一下这些事实。”

    贺鸣点头：“本代理人确认。”

    书记员记下后，法官继续看向许乐冬与贺鸣：“原告方，本庭上次就讲过，抚养子女，需要情感基础和经济基础综合考量的。现在双方主要争的是次子的抚养权。该未成年人已经超过两周岁。好了，你们这边有什么新的事实与理由吗？”

    贺鸣穿回来前，瑞贝卡博士对他的定位就是“律师”。

    贺鸣在2077年那个时空接受的训练，包括吸纳海量的法规与判决书，以及新闻案例宣传。

    法官的问题，在自我膨胀、志在必得的被告方姜喆听来，是点出原告一个全职妈妈没有经济实力，在姜喆的律师听来，是提醒原告，孩子超过两周岁，法院就没有一定要判给母亲抚养的裁量惯例了。

    但在贺鸣听来，法官其实是给原告解题的新机会。

    接受许乐冬正式委托后、进行了充分准备的贺鸣，不紧不慢道：“我们原告方，要向庭上提供五份新证据。”

    姜喆的律师一听，立刻举手，经法官点头后，发言道：“证据应该在举证期限内就提交给被告这边的，现在都第二次开庭了，举证期限早过了。当庭提交，我们被告不认。”

    法官仍是面无表情地问贺鸣：“原告对被告的疑义，陈述一下理由。”

    贺鸣道：“因为这些证据，都是刚刚形成的、与本案系争事实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