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离开的，不是一件两件事，而是几件事：首先是良心不安。为了催款，各地青基会财务部甚至秘书长常常会打来长途电话，一是要找邹小达，二是希望工程办公室的相关领导，三是直接找到财务部，希望财务部尽快把希望工程的救助款、建校款拨下去。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指标、又有了名额，知道捐款已经到达我们的账户，而且他们还会告诉我说邹秘书长已经说过，他没有没意见，早就通知财务部尽快把款拨下去了。责任完全推到财务部来了，转达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财务部掐住了，是财务部还没办好。可基层的同志们哪里知道，不是财务部趁机刁难不拨款，实在是青基会的账户上没钱，真的没钱！但你又不能捅出去，我总不能说：对不起了，捐款早让邹秘书长全拿去投资了，暂时收不回来，你们只能再等等……。我那时要是这么实话实说，邹小达还不把我往死里整？”

    “你首先不是心里不安，而应该是痛苦。”

    陆俊生点头，道：“痛苦，真的是痛苦。什么东北、西部这些贫困省市的基金会秘书长有时言辞恳切，说希望小学的工程建设有周期，冬季开工困难，错过了开工期，一等就是一年，请求我们财务部务必于某月某日之前把款拨下去，听人家这样恳求，我是束手无策啊，既不能说实话，也没钱拨下去，只能编个谎话：我争取尽快给你们拨下去。怎么尽快？这一尽快就不知拖到猴年马月去了，这得看账户上有没有钱才能决定啊！这是我担任希望工程财务部负责人之后的最大难处。刚开始，我还一边忍受一边期盼，盼望邹小达的投资能够有收益，有回报，能够及时填平帐户。可到了后来，我已完全不抱幻想了，再也不忍心去接人家的催款电话了。坦率的讲，做普通会计，肩上没那么多压力；等邹小达真的提拔了我，我才感觉这副部长主持工作的差事，根本没法干。”

    “不是没法干，是没法正常干。”

    曾家辉总在陆俊生的话中插上那么一两句话，既算是安慰，也算是为了营造谈话的良好氛围，他希望能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