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说壬辰年这天津地界上最大的变化，恐怕就是“通商银行”的悄然成立，通商银行初一挂牌便引起了天津金融界的关注——且不说其所持的股本，除去总督府拿出的官股之外，另有天津、上海等地知名华商的股本，便就是其是中国第一家银行，便足以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毕竟这银行原本就是一本万利之事，只要控制了银行，就等于扼住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咽喉，从而掌握国家的金融命脉。而通商银行的创办则意味着中国第一次试图把金融命脉掌握于自己手中。

    通商银行虽说是以盛宣怀递呈的《请设银行片》中所请，可于李鸿章而言，其所看到的恐怕并非仅仅只是“银行枢机所系，现今举办新政、铁路，造端宏大，非急建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气脉，杜洋之挟持”。其看到的更深远处，恐怕还是朝鲜统监府凭借朝鲜银行发行货币，代理债券，筹码军款的方便，当然在另一方面，建立银行也是推行新政的必须。

    “九督议政”表面上虽说让地方摆脱的言官、中枢以及保守势力的钳制，可另一方面却又割断了各省之间的财政联系，而直隶三省的财政本就紧张，扣除每年一百五十万两往朝廷的解款之后，又要维持北洋陆水师，财政可谓是入不敷出，而总督衙门欲推行新政、大办洋务更需要资金支持，窘迫的财政局面，使得李鸿章“不得不”仿效湖北设立禁烟局。以拓展税源。另一方面整顿吏治。以为节源。

    而新政的推行使得民间设厂的限制得已解除，在民族资本于天津一带显露生机之时，设立新工银行，既能给总督衙门提供资金支持，解决衙门的财政危机，又有为民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的，促进本地工商业发展，可谓是一举多得。

    也正如此。几乎是在盛宣怀递呈的《请设银行片》的当天，早就深知银行之重的李鸿章即同意并大力支持其创办通商银行，而其支持并没只是存于口头，单就是总督衙门将两千六百万洋款借余存入银行，但瞬间让通商银行的地位“显赫”起来。

    随后总督衙门更是授予其各省公款解款之权，再加上如招商轮船局、煤矿等一系列洋务衙门皆将存款存入通商银行，不过只是旬月的功夫，这通商银行便凭借超过三千万两官府存款的支持，先后于直隶总督所辖各省开办分行，并于上海等地开设分行。一时间于中国，尤其是华北金融圈可谓是风声水起。好不风光。

    在英租界有一幢颇具文艺复兴时期古典风格的建筑。这是一座三层砖石结构的楼房，整体外立面用红墙镶砌而成，向东的一面是一条阳台式长廊，尽显简约古朴，给人以一种轩敞通透的质感。这便是通商银行总行，尽管其受总督衙门的全力支持，可在总行设立上，依然体现出了其总经理严信厚的“商人本色”，将其设于租界之中，

    不过这栋洋楼倒是总督衙门的旧产，是多年前没收洋商的抵押品，过去一直为招商轮船局借用，现今则改作为银行使用。而依如往日一般，在通商银行门前，便停着几辆洋式的马车。车夫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