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九年的四月，一艘空载的三桅海船将从临安以东的外港敢浦出发。

    对外的说法，这艘船是要去高丽，船上的纲首把行程安排得很仔细，也提前备好了向本地市舶场提交的针谱。

    因为海上识别方向，或以天星，或以指南针，所以海路叫做针路，记录和规划航线的专书叫做针谱。

    按照针谱的规划，这一趟船只首先去庆元府装货，然后东至定海，再沿着黄水洋向北，在淮河入海口转入黑水洋笔直向东，待到高丽国的夹界山岛，转而向北，经五屿等群岛，到达高丽国的大港礼成江碧澜亭。

    路线没有问题，装运的货物也没有问题。随船事头妥善保存着半年前就由牙行开出的货物单据和担保文书。计算时日，庆元府那边的仓库里已经准备了相应数量的香料，有占城所产的沉水香，又有极远之西南海马八尔、俱蓝两国所产的蜜香；还有少量的茶叶随船一并发运。

    明摆着一切都很正常，而且公凭文书上还专门誊记，说这艘船属于一家新开的船行，唤作“上海行”。对这家船行的名头，市舶场里老资格的吏员已经听说了，据称是许多福建巨商联合在一起组织的，在北方金国也有影响力。

    之所以是福建巨商出面，是因为大宋对高丽和日本的贸易，相当部分掌握在福建尤其是泉州商人之手。

    一方面泉州本就是南海商贸的中心，另一方面，绍熙年间而朝廷为了便于管理与北方诸国的往来，专门下令：“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唯庆元得受而遣之。”

    随即产生的局面，就是大批泉州商人蜂拥而来，以庆元府为中心开展贸易。

    这并不源于福建人的商业天赋，而因为庆元府距离泉州远些，许多暗处的生意乃至灰色的身份背景很难及时查问。

    实际上，这些福建巨商中的大部分都是挂名，许多临安行在的高门大户藉着福建海商家族早年从朝廷获得的公凭牒文，做自家生意罢了。

    这些巨商如今纠合一处，组建出一个“上海行”来，明摆着就是要用更大的投入、赚更多的钱财。此等规模的大商会，可不是敢州市舶场能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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