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低微的薪俸,显然使得教师力不从心。这种生活费之分配方式只是表明,一方面小学教师薪水之低微,而不得不将几乎一半的钱用于饮食(营养成分另当别论);另一方面“衣服”及“交际”费用的相对较高,又流露出小学教师之难言之隐。当时舆论认为,小学教师作为一知识分子,论其身份,俨然一上等人物,虽“瓮中米常空,门不离索债人”,还得装出上等人物的模样,惟恐失其“为人师表”的身份。
1930年4月14日《时报》载:“(苏州)市立小学教师费,积欠已久,市小学教员,大半无米为炊.仰屋兴嗟。市立胥江小学教员单鼎襄、孙信良等,以生活维持无方,学童课业,又不能任其中辍,故决定于每日课后,习拉人力车,以维生活。”1930年4月,江都小学教师亦因索欠而停课,其停课声明称:“……计至现在为止,除旧欠五个月不计外,新欠又达三个月以上。同人等服务教育,受俸本微,处此米珠薪桂之秋,已感生活竭蹶之苦,近复从公数月,不获一钱,个人不得一饱,遑论仰事俯畜之资。同人等受苦之深,已达极点,……自即日起,一律停止工作,专事索欠,及力谋以后生活之安定,图穷匕见,事非偶然,生计所关,情非得已……总之,同人等此次停止工作,实受生计压迫所致,迥与无理取闹者不同……”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办的《东南日报》曾报道:“长兴的小学教师,苦得竟比灾民都不如;因为这学期只发得22年度3月份一个月的补助费,总计共欠9个月。……所有区款,又因废除苛杂,已废光了!所以经费来源已告断绝。在这种情形之下的小学教员,除中途停闭打铺盖滚蛋外,其余都是靠当当头吃山芋、烧饼等度日……但是这倒还不算什么,最可怜的,是某校某教师,因为当局不发款,一家老小维持不下,竟将他十四岁的妹子(现已五年级了)以八十元的代价,卖给渔船里做小媳妇,虽经我们流泪的相劝,但到底终为生活所迫,劝不回来!”
《东南日报》就此曾刊登数则教员来稿,有一署名“苦教员”者写信诉苦说:“我们长兴小学教师的待遇向来就很微薄,(普通每月20元左右)自从前年(1933年)打了一个9折,就觉得不敷应用了,到了去年,又是打了一个八折,九折后再打八折,一共不是成了七二折吗?假定是20元一月的收入,岂不是只剩14元4角了吗?扣去了6元的膳资,余下的8元4角,叫我们怎样的支配呢?!可是教育当局,不顾我们的死活,一扣再扣,扣了又欠,欠到现在已经有10个月了,(去年6月下半月起至今年4月15日止)难道我们做小学教师的,饭都不要吃的吗?衣都不要穿得吗?我们的家庭,也随着我们饿死吗?欠了人家的钱可以不还吗?将来的衣食,向那里去赊欠呢?”
1934年9月29日《东南日报》又有报道称:“说到他们(指小学教师)的代价呢,实在可怜得很,最多不过十五六元,少则四五元,较之现钱交易的黄包车夫,不及多多,一连欠了四个月的薪,家庭中的老和小,暂且不去顾他,就是个人生活,也难维持。因之在初欠薪的时候,向人告贷;继则挟了大包小包的衣服,向长生库里跑;近来可愈弃愈糟糕了,日复一日的欠下去,弄得来借已无门,当亦无衣,一日三餐,将到了没有着落的日子,一切的寒衣,还安居在高墙头里,学校办公室的教员,好似监狱署里囚人,大家只有相对而泣。改业吗,人浮于事,不敢轻易尝试,苦干吗?!只有饿死一条路。唉!这是余杭的神圣教育,这是余杭神圣的教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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