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局等等。它们在南方。是为搞花石纲而设地。

    司马光“不抑兼并”地道义理由则是所谓“官不与民争利”。然而真地实行起来就大有奥妙了。

    “官”与“民”是一对对立范畴。有双重含义。“民”可以表示与国家或朝廷相对地私人或“臣民”之意。司马光所谓“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即指此义。另外。“民”也可以表示与权贵势要相对地下层平民或“庶民”、“下民”之意。

    显然。司马光所谓“在官”实指在官府或“公家”。除此以外地一切私有财产。从平民百姓到权臣、贵戚和强藩大将之私有者。都算是“在民”地。也就是说。国家不与私人争利。

    他为什么反对“抑兼并”？实际上就是害怕权贵与老百姓一同被“抑”。而反对“官与民争利”实际上是害怕国家妨碍了权贵地利益。因此他们常常公然要求凌驾于“齐民”之上地私人特权。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不抑兼并”。说白了就是要求国家放手让权贵们攫取私人财富。

    如果说。“抑兼并”导致了“国富民穷”地话。“不抑兼并”地结果则通常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什么人称之为官？权臣，贵戚，近幸，强藩大将……官富了，“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其极端后果就是王朝崩溃，就是天下大乱。比如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就是典型地例子。

    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

    “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扩张，而“抑兼并”又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恶性膨胀，于是朝廷轮番用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直到危机日重而濒临崩溃。

    看看本朝历史，你就知道官与民为了争夺财富，厮杀到了何种惨烈的地步。

    自熙宁以来，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几度易位，忽而“变法”，忽而“改制”，忽而“更化”，忽而“绍述”，忽而“建中”，忽而又“崇法熙宁”，来来往往，不亦乐乎，然而，大宋的危机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相反，越来越严重了。

    自蔡京主政后，旧党一派因“元党人案”被镇压，至今没有翻身，“新党”因此得势十几年，大肆实施“抑兼并”之制。有人说“新法变质”，说王门后学如蔡京之流扭曲了改革的原意，其实，从王安石那种“人主擅操柄”、“取予皆自我”地“利出一孔”思想发展到后来西城刮田所、苏杭应奉局式的“汲取”之政，本意是一样的，都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