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艰辛的赶考之旅，一次动人的青春之歌。”川省名刊《青年文学》是这么形容《高考1977》的。

    “燕大生倾力写作，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人。”

    渝市日报用这个标题形容余切的作品和余切的事迹。

    当地则侧重于余家三代忠烈，详细报道这个家庭为共和国流过的血，再话锋一转，谈到余切出川北上之后，必然继承该优良家风，“青山不改三峡情，浓浓报国愿”。

    树典型是媒体的常用手法，这一套在四十年之后还能用下去，尽管时有翻车，但历久弥新、效用坚挺。

    本地重磅大刊，原则上和《红岩》平级甚至稍高一级的《川省文学》也有心发表《高考1977》一文，他们没有抢到《天若有情》这篇中篇小说的首发权，其实也不在乎《天若有情》这篇文，他们在乎的，是不能错过高考的效应。

    余切小说写的怎么样，是否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家潜力股？还需要更多作品来支撑，但他本身的高考事迹已无需质疑，燕大1983级经济系录取名单为他作保。

    这是个真货。他不会把符号“∑”抄写成“?”。

    《川省文学》，也将要转载余切的文章了，尽管不是那篇《天若有情》。《川省文学》是单月刊，最早到十月份能看到余切《高考1977》大作的出现。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是我先的，明明是我先的！

    《红岩》杂志社的黄主编陷入到苦闷当中。

    事实上，他本来想玩一个“真假余切”的鉴宝游戏，因为他不愿意相信面前这个“电影明星”是那个写出《天若有情》的老成作家。

    但这一切的质疑，在看到“市状元”的那一刻就停止了，反而，加速发展为对余切的笃信。

    因为黄兴邦有这时代人的普遍迷信，他过于相信人定胜天，相信天降紫微星。

    八十年代初期，许多人有一种“神童”情节，随着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个人才能和天赋的关注度提升，各类天才少年、神童的报道逐渐增多，这一时期诞生了一种名为“天才热”或者是“神童热”的现象。

    一方面，有关于“天才”的报道不断产生，媒体频繁报道和炒作，经由大众对传统纸媒的迷信，转为了对“天才”的崇拜和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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