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不同政见者极为温和；而司马光则反其道而行，以打击政敌为主旨，施政反而成了分辨政敌的手段；

    或许，正因为王荆公的温和，他失败了，新政被司马光等人践踏在地，所以臣认为这次对旧党的清算是必要的。

    但凡事皆需有个度，无论如何，咱们不能丢失‘新政’这个主旨，咱们打击那些破坏新政的人，只是为了更好的施行新政。”

    杨逸说到这里，宝文阁里谁都没有人出声，九年来新党积下了太多的仇恨，而仇恨这东西最容易让人迷失自己，有时它能让你只为仇恨活着，而忘记了新政才是自己的立身之本，没有新政，一次次的大清算就成了纯粹的寻仇报复，这样只会让仇恨越结越深，永世难以化解。

    “只有重拾新政，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来，咱们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用事实来说话，那些被打击的人才可能低头认错，才可能被同化，比如苏轼，一开始他是全盘否定新法的，但后来王荆公用事实证明，免役法是正确的，是切切实实能给百姓、给朝廷带来好处的，苏轼看到了这一点，到司马光要废除免役法时，他站出来反对了。从苏轼的变化可以看出，对手也是可以同化的，关键是咱们得用事实来说话。”

    到此仍没有一个人说话，其实，只要能从仇恨中挣脱出来，这些道理在坐诸人都明白。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国家如此，其实施政也是如此，新政是完全没有失误之处吗？绝对不是，有些政策必须经过不断的实践和调整，才能确保它的正确性，因此当政者必须放宽言路，虚心纳谏；对于反对者，也应区别对待，不能一味的全部打倒，说难听点就是打一大棒给一甜枣；

    反对者中也有人才，为了新政，应该努力去同化他们，或者说分化他们也行，这样一来，既能防止反对者拧成一股绳，施行新政时也适当的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防止新政死于安乐！”

    终于有人出声了，赵煦淡淡地问道：“杨卿认为谁是值得同化的？”

    “苏轼与范纯仁！”

    “不行！”

    杨逸才说出苏轼与范纯仁的名字，张商英就第一个出声反对，还是赵煦阻止了他，示意先让杨逸把话说完；

    杨逸才得以继续：“范纯仁在政争方面比较温和，当初蔡相公贬谪岭南，范纯仁曾出言劝阻过吕大防等人；而且在政务上也比较务实，与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不同，范纯仁并不支持一概废除新法，而是提倡取长补短，因此元祐年间也曾一度被外放，到元祐八年才诏为尚书右仆射。

    而臣长在杭州，清楚地知道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勾通运河，疏浚西湖，确实给当地留下了一些德政，真论起来，苏轼算不上大奸大恶，不过士大夫气太重罢了！

    关键之处是，此二人如今对新政有了许多认同之处；而且在守旧派中名望极高，若能将他们同化，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就等于争取到了一大批人的支持，其作用不可估量，再行新政时，所遇到的阻力将会大大减轻；陛下，各位大臣，一切为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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