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你在余杭县很不安分，经常包揽诉讼，可是有的？”

    “那是陈湖，不干小人的事。”

    “莫非你就没有替人写过状子？”

    “那是有的。”杨乃武说，“只限于替人写状子，从未走动衙门，说合官司。”

    这就是了，只写状子，不走衙门，当然就是在和刘锡彤硬碰硬的平理论法，这就无怪乎会结怨了。“我再问你，”刚毅直截了当的问他，“你得罪了县官没有？”

    “有的，还不止一次。”

    “说来听听？”

    “一次是县官浮收漕粮，乃武纠合同道，上书请命；还有一次是县官想把文庙的大松树砍下来给富人建屋，本县士绅大为不满，于是委托乃武写了公禀，上呈省里，方得制止。为这两件事，刘大人对乃武颇为不满。”

    由这番作证，也可了解到杨乃武平日绝不是个安分守己，谨饬自持的读书人，他的被祸也是有来由的！

    “你的花样很多！”刚毅直抒所感，“案子如此重大，一定要多问、细问，才能根究真相。你今天的口供，自己仔细看一看，如果笔录不符，当堂声明，准你改正。若是以后再问，口供和今天不符，你可小心着，这里问案也是可以动刑的！”

    “是，是，乃武不敢。”

    在杨乃武之后，是爱仁堂的老板进京了，本来传唤的是钱坦的弟弟钱恺，因为有病在身，无法到案，由兄弟两个的老母亲钱姚氏出面俱呈，愿意带堂上的一个小伙计，叫杨小桥的，进京作证。

    刘锡彤知道这样的自告奋勇于自己很不利，但不敢阻拦，因为会显得自己不明不公，可能会招来更大的麻烦。

    钱姚氏六十五岁，千里奔赴北京，一则是杨乃武的姐姐和妻子下了大功夫，经常到堂前走动，每次去不是食物就是衣料，口口声声‘钱干娘’，叫的无比热切，这样的情分，让她也不得不有所报答；第二则是心疼儿子之死。在老夫人看来，自己的大儿子死得屈枉，偏偏身后还挨尽了乡里的骂名。她做娘的又岂可不为儿子讨还一个公道？

    至于杨小桥，一个是为了便于照顾老太太，再一个，杨乃武当初光临爱仁堂，是由他接待的，到底是不是卖过砒霜给他，出去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