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他和裕禄私交很好，后者也是帮办差事的一省之长，两个人说起做督抚的难处，更是询谋佥同。

    这样一来，很多京官就有些不安了，因为督抚权重，则小民受苦，裕禄这样说话，如果不稍微制他一制，百姓更无陈情的余地，所以那个叫边宝泉的，又拟了一个奏折，特意请他的姻亲，叫王昕的江南道御史出面，呈递了上去。

    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已经上过一次很严厉的折子，赓续再上，会给人他和什么人过不去的印象；第二，王昕是苏州人，由他出面，多少可以表示，这是在裁抑督抚的权利，是直隶言官的公意，料想裕禄必将有所收敛。

    边宝泉是京中清流键笔，文字非常狠辣，这篇奏折一开始就说，“臣愚，以为欺罔为人臣极罪，纪纲为驭下之大权；我皇上明罚敕法，所以反复求者，正欲伸于天下，垂炯戒于将来，不止为葛毕氏一案，雪冤理妄已也。“

    接下来，笔锋就针对杨昌浚和胡瑞澜了，他说，“伏查此案，奉旨饬交抚臣详核于前，钦派学臣复审于后，宜如何悉心研鞫，以副委任？万不料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至于此极！现经刑部勘验，葛品莲委系因病身死，则其原定招供证据，尽属捏造，不问可知。夫借一因病身死之人，罗织无辜，锻炼成狱，逼认凌迟重典，在刘锡彤固罪无可逭，独不解杨昌浚、胡瑞澜身为大臣，叠奉严旨，何忍朋比而此也？”

    皇帝灯下阅《》心中越是喜欢！边宝泉真是懂事，知道自己要下重手处置一干人，便上了这样一道奏折？再往下看去，分论杨昌浚和胡瑞澜二人的罪状，看起来是对胡瑞澜责备较严，其实是耸动听闻，还是对杨昌浚的指责来得厉害。

    指责胡瑞澜是心术不端，“胡瑞澜承审此案，严审逼供，唯恐翻异，已属乖谬，而其前后复审各这篇，复敢枉易负气，刚愎怙终！谓‘现审与初供虽有歧义，无关罪名出入，并请饬下各省，着为律令’，是明知此案，尽属子虚，饰词狡辩，淆惑圣听，其心尤不可问！”

    而指责杨昌浚则是目无朝廷，正是意在裁抑封疆大吏的主旨所在，“杨昌浚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竟公然斥言‘应以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我皇上不应允准，此其心中尚有朝廷乎？”

    这样的文字出现的参劾的奏折中，便已经把杨昌浚几次放言无忌上升到了藐视朝廷，有不臣之心的程度上，皇帝自然知道，边宝泉的这篇奏折有一些耸动听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