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即以孔子的思想去指导写文章。清朝将圣人扩大到孔门弟子及朱熹等理学家在内的圣贤，并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语气为样式。乾隆以后，试帖诗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项目。试帖诗与八股文一样，有固定的程式，也是八联十六句，不过八股变为六股。首联如破题，次联如承题，三联如起讲，四五联如中股，六七联如后股，八联如束股。而且必须发扬孔孟和朱熹思想，不可任意抒发自己的感想。定八股的原来用意我想可能是，用固定的格式写，便于考官评分，以示“公平”。否则，各人有各人的写作风格，必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分高下的情形。但是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于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

    第二、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也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这虽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和责任感，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

    最后，科举制度导致官场。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杜睿并没有将这些弊端说的太过详细，只是简单概括了一下，可就是这思想僵化，争名逐利，官场，三句话，就将太宗又一次震撼了。

    事实上，太宗登基之后，也曾对科举制度做过一些改革，将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太宗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也被分为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不可谓不详细，但是即便如此，还是被杜睿批驳的一无是处。

    太宗听着又是惊讶，又是气恼，可是却无法反驳，他知道杜睿所说的这些，在以后都将成为现实，就像府兵制度，均田制度一样，都将成为大唐江山的隐患。

    太宗正想问问解决之道，长孙无忌等人也到了。

    太宗沉吟了一阵之后，说：“今日召众卿前来，乃是有要事，众卿且先看看这个！”

    说着便让李承乾将杜睿所言三事的奏本递了下去，一场关系着大唐江山命运的内廷密议，便在这麟德殿内悄然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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