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人才愿意从军报国建功立业，因而才有班超的投笔从戎。因此有汉一代，灭匈奴、破楼兰、平羌人，战功显赫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历史上的大唐虽然不比现在，但是却也武功赫赫，也是拥有强烈的尚武之风，灭东、西突厥，平定薛延陀，征高句丽而建功于域外，耀中华国威以慑四夷。

    汉唐雄风直到杜睿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年代，依然感召着热血青年就在于此。不过，汉唐两代由于过于炫耀武力，尚武之风浓烈，这直接埋下了后来两代同样灭亡的结果，由于地方豪强、藩镇的割据势力过于强大直接导致了中央王朝的空心化，最终被灭亡。

    后来的宋代正是有鉴于此，才改弦更张，这虽然避免了宋朝被统兵大将所灭亡，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民族危机，外患成了整个华夏当时最大的创伤。最终，偏安的南宋小朝廷依然不免亡于蒙古。

    蒙古占领中国后拼命剿杀一切敢于反抗的人民，并用武力威慑汉人，扼杀汉人的尚武民风。比如，实行保甲制度，由蒙古人出任各家的保长，来监控各个汉族家庭，并要求各个汉族家庭合用一把菜刀，菜刀通常还要被铁链劳劳地拴住以防被盗走。在蒙古人的高压下，汉族无法忍受，不得不起来造反推翻了短命而又不走运的野蛮人的统治。

    实际上国人是从宋朝开始就逐步泯灭了尚武之风的。由于开国皇帝赵匡胤倚靠陈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里窃取了江山，因此他对掌握兵权的将军极其敏感，坐稳江山后还要通过“杯酒释兵权”来解除大将的兵权。自此，在有宋一代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同样品级的官职，文官要比武官大一些，待遇优厚一些。这还不算，皇帝还千方百计地控制将军的指挥权，将军临敌作战要按照皇帝事先制定好的阵形去作战，而且宋代派文人做知州掌管地方行政，设立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权，进一步削弱军人的权力。甚至，在宋代还多次出现文人直接掌管军队作战的事情。

    总之，宋朝皇帝对将军们防范之心过甚，一方面是鉴于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一方面是怕别人效仿自己，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中央王朝。

    宋朝与大唐不一样还在于其中央由皇帝控制的禁军明显强于边关守军，而唐朝却相反，边防守将权力很大，军队战斗力很强，到唐代中后期甚至超过了中央。

    宋朝皇帝认为：防内甚于防外。

    杨家将和岳飞都是一代名将，却因此而受到统治者的猜忌和迫害。有鉴于此，再加上宋朝政府有意地在社会上大兴文风，历经两宋三百多年的磨砺，整个华夏子孙已经没有了从军报国的热情了。社会的精英都去习文但却殆于练武，这个时期最大的社会贡献恐怕就是“宋词”吧。这直接导致了宋与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的战争是一败再败。

    所以说华夏的文弱，正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

    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清初思想家颜元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