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如中当选内阁总理几年里，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想尽办法扶持国内中小企业、推进国内的工业规模化扩张，并由此出台或调整了一系列的政策或法案。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内工业规模化促进法案》和《海外产业投资法案》修正案，其中前者在1646年开春之后正式得到了国会的通过。而后者则是关如中刚上台那年就实行了，进一步规范了海外投资秩序。

    《文明典范》，是为上述两个国内经济法案配套的一项对外战略投资计划，而并非单独为葡萄牙量身定做。核心内容就是有步骤、有选择性的对外进行适当的近代工业设备和技术扩散输出，以提供华美所需要的外部廉价初级工业劳动力需求。

    《文明典范》的战略指导思想，最早萌发于1630年向葡萄牙和西班牙出售矿用蒸汽抽水机的时候，接着在1642年初的青城市航海钟失窃事件中持续发酵。

    虽然那起高精尖航海钟失窃的罪魁祸首锁定在法国身上，但也未有更感意外的后续糟糕事情发生，最终不了了之。但华美二十多年的发展，在这个时代由一个“脱颖而出”的先进国家变为一个“形单影只”的饥饿保姆，也渐渐成为一种事实。

    历史总是在惩罚任何一个企图长期固步自封的文明。孤独的领航者有意义吗？

    苏子宁最早提出的“一个落后的外部世界并不符合华美的根本利益”的论点，在之后引发了并不亚于远东问题的广泛讨论，而对其中最有体会的、最有发言权的群体，当属垄断华美工业生产的中立派。

    现在的华美，缺的不仅仅是重要工农原料的输入供应，初级工业加工制造能力的瓶颈和高昂的资金与人力成本已经是影响国内工业规模扩大的第二主因。

    华美向全世界出售近代商品、加快世界文明进程的同时，已经陷入了一种自我承担工业发展“义务”的境地。

    随着各项工业技术复原工程渐渐进入瓶颈期，单纯追求技术领先已经让步于如何实现工业规模化这个更重大的问题。

    多如牛毛的工业门类让华美现有的工业生产规模不堪重负。当“有无”的问题解决之后。大规模生产使用成为难题。大量中后期出现的新技术和新项目都无法走向规模化的生产利用，华美这个只有百万人口规模的国家，连某些自身的需求都开始难以满足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有重型机械公司的蒸汽拖拉机生产。从重型拖车到中轻型农用一体式联合收割车，即使经过了多年的产能扩建，公司职工数量突破5000人，该公司所有型号的蒸汽机车加起来，年总产量到1645年也只有理论700台上下。而产品型号一旦出现升级，又会带来重新调整生产线的麻烦，其产能很不稳定。

    700台的最大年产能。平摊到本土各个城镇或海外领，每个地方每年只能买到可怜巴巴的10来台。而光是华美农业重镇波特市和南山海外领，两地每年的农用蒸汽机车的需求量加起来就是至少200台，其他城镇能买的数量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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