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大了，再带着养好伤的乙去打丙。他从来不去真正彻底的消灭某个威胁，只是车轱辘战来回打----这种方法可以确保战事连绵不绝，而且全是胜仗。若是用成语形容，则可以叫“养贼邀功”。

    他们两人的风格不同，结果也不一样。戚继光靠着张居正的赏识，镇守蓟北，十多年基本无战事。长期的和平对于一个帝国来讲，肯定是好事。但对于戚继光个人来讲，却绝对不是好事。因为长久没有战争，戚继光无战功可立，从而无法封侯晋爵。而且皇帝和朝中大臣也感受不到他的重要性，等张居正一死，马上被人排挤、打击、诬陷、夺职。最后郁郁而终，到死家境也不富裕。

    而李成梁呢？前后统治辽东三十多年，打的大小胜仗不计其数，捷报一封封传到北京，弄得皇帝动辄就要去祭告郊庙，受群臣贺，于是皇帝赐给李成梁蟒袍金冠、财宝岁币无数。明史上说：“（李成梁）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最后他自己官当到太傅，全家封爵，连奴仆都成了显贵。李家的财富也多的不计其数，整个辽东的军资赋税，全由李家一手把控，号称“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

    个人的结果不同，给国家带来的结果也不同。戚继光去南方打倭寇，从此中国沿海再也没有倭寇了，去北方戍边，直到明朝灭亡，蒙古人再也没敢侵犯长城。而李成梁呢？打了几十年仗，弄得东北民生凋敝，各少数民族都痛恨朝廷。最后还扶植起来了一个儿女亲家，一个叫努尔哈赤的家伙。就是这个称呼李成梁为干爹，这个被李成梁一手扶持起来的家伙在李成梁死后不久立刻就以十三大恨的名义反了大明，若干年后他还被他的子孙尊为：大清太祖高皇帝。

    而李成梁死后，他的继任者也很自觉的继承了他的思想，那就是不断利用满清的威胁来要挟朝廷，今天要军饷明天要军械，后世将这些军费开销统称为辽饷。

    大明初年的时候，用于边关的军费每年只有约二十二万两。到万历时，年例便增至三百八十万两。努尔哈赤反明后，自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开始，到天启元年，前后不到四年时间，辽饷用银即达一千七百二十万两，平均每年支辽饷四百多万两。前三次辽饷加派共九厘，合计加征银两四百八十多万两，其中扣除北直隶和地方其他用途，尚余三百万两不到，而山海关一地，即年需支银四百万两。因而辽饷一项，已经弄得全国民不聊生。

    可以这么说，大明王朝之所以灭亡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流寇在内部的不断侵蚀，另一个就是被辽饷给拖累的。

    如果说辽饷被全部或是大部用在抵御满清军士集团的威胁上岳阳还没有这么生气，可岳阳却很清楚，每年朝廷拨发了那么多军费，但其中大部分都被辽东集团的各级官僚和将领给贪污和克扣了。所以当时的户部尚书毕自严就曾给皇帝上书道：“即令东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所以深知辽东集团的岳阳在提起他们后便是一脸的厌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