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华封是在感叹，杨锐只感觉他可能是在要钱，狐疑而小心的道：“工部是不是资金又不够了？”

    杨锐只把徐华封问的一愣，其实他是觉得科研如登山，光努力是没用的，虽然杨锐提供了不少有用的神秘资料，但那只是方向，真正想实践成功研究出制造工艺还是要靠运气。←这是他身为一个工部尚书、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想法，但杨锐的问话却又让他感觉，给工业和实验室提供资源的总理也是极为不易。对没钱的百姓没什么，对有钱的士绅来说，税务局就像强盗一般横夺民财，什么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遗产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消费税、城建税……，林林总总近二十种，不管是国外有的，还是国外没有的，都开始在国内征收，弄得士绅们常常高呼：‘复兴会万税！杨竟成万税！大中华国万税！’

    好在这些税收的主要征收对象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基本不涉及佃户，也少有涉及到自耕农，加上军队、警察、税警、农兵四者在手，开国后一千多起暴力抗税皆被镇压，超过五千人被税务法庭审判，一千多人被枪决，这才把士绅抗税的风潮给压下去！在某一次新闻发布会，杨锐就此曾对中外记者转引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在大中华国，只有死亡和纳税不可避免！谁拒绝纳税，那谁就是整个国家的敌人！

    总理如此说，洋记者可以理解。但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却在英文报纸说什么‘本届内阁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收税。没有之一’。洋人一鼓捣，那些身着洋装的西化分子、心怀叵测的宗社党、卖国以求救国的孙汶党就开瞎起哄。特别这些人将开国之后税赋翻倍增长之事拿出来蛊惑人心，弄得舆论哗然，国会因此也质询内阁，但税务局一份准备好的中日两国税赋对比报告扔了出去，狠狠的给了这些人一耳光。

    按照中日两国政府的公开数据，神武元年日本税赋总额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四，并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这几十年，日本税赋比例都在百分之二十至四十之间，最低者也就是神武前九年（1903）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四；而中华税赋总额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一点五。不及日本最低额的一半，平均额的三分之一。

    国税局报告如此说，又让躲在租界的宗社党欣喜万分，新朝每年六亿多两税赋还说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一点五，那‘我大清’收三亿多两岂不是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可还没等遗老们高兴多久，另一份报告又反手再给他们一记耳光，那就是满清时虽然最高只有三亿多两的税收，但正所谓‘明税轻、暗税重、苛捐杂税无底洞’，在满清咸丰之后。百姓实际的税赋已经达到或者超过百分之十，雍正之后也超过百分之五，只把康熙永不加赋的脸皮剥的一干二净。

    因为租界的存在，宣传战线的斗争是丰富多样的。也因为士绅的抗税和走私的泛滥，这两年国税局每天都有税警殉国，死的人不必打仗少多少。徐华封想到这些事情。忽然感觉杨锐这个总理也难，他拉着杨锐的肩头道：“难啊！都难啊！”

    “我们只是难。但再难也没有百姓苦！”徐华封想着大家都难，但坐在总理位置上的杨锐却知道百姓的境况到底如何：住窝棚的、一家只有一件体面衣裳。裤子要轮着穿的、春夏之交吃野菜的、喜宴上只见木鱼不见真鱼的、因为怕养不活女孩溺死、男孩卖掉的……百姓真是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