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手下的文武两套班子商议，郑成功采取了两个措施：

    首先，他继承了郑芝龙开创的海上贸易事业，充分利用自己的水师优势，找一些商人代理商，把内地出产的物资通过一些秘密渠道运往海外，诸如暹罗等地，从中可以赚取到高额的利润，购买一些军需品的费用就是由此而来，至于货物的来源和组织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无法一一说明。

    事实上，汉唐集团在占领了台湾后，郑成功的代理商自然也来同汉唐集团贸易，有关郑成功的一些活动情况，汉唐集团还是基本掌握一些的……还好，和历史的大走向没有出什么差头。

    而二十几岁的国姓爷，当然不知道有一帮子“大叔”在本属于他的地方上，偷偷观望着他奋战的背影……小伙子啊，你要好好奋斗……

    其次，他依靠在攻占地区征收粮饷，当然，这里面很多时候是要靠抢的。

    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郑成功摊派的田赋、征发的劳役苛重之极，此举虽然解决了郑军的燃眉之急，但如此竭泽而渔，却直接导致了所在地的民心向背：许多百姓宁可做清朝的顺民，也不愿做郑军辖下的“义民”。

    在这一点上，明大陆上的明人显然没有经过系统的洗脑活动，他们也是现实和理性的——当然这个时空里，世界所有地区的人们都只靠着地理关系或宗教关系来维系着，不会出现国家的概念，爱国主义行为往往都是自我活动的副产品，是后人总结的。

    “民心尽丧”，这也正是郑军在攻占许多沿海土地之后，往往不能立足的根本原因，何况，有时还不是单纯的征税问题，更有那“赤裸裸地掠夺民财”的事件频繁发生。

    沿海百姓纷纷将郑军视作海盗，避之惟恐不及。郑成功自然就难以在军事上取得大的进展。

    由于福建多山地，和平时期就缺粮，需要从广东的潮州、惠州转贩粮食，以弥补闽中困境。因此，即便郑成功收尽闽中粮食，也难以养活自己庞大的军队。运筹良久，他决定西取“粤南大粮仓”——潮州，来永久性地解决军粮供应的问题。

    可是年轻的国姓爷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1649年的潮州，尚在明军手中。郑成功图谋夺取潮州的行为，就属于挑起明军内讧的“不义”之举。郑成功师出无名，不能不有所顾忌。

    他思来想去，认为为了郑氏集团的长期利益，哪怕从此担上恶名，也在所不惜。同永胜伯郑彩一样，他所有的利益出发点都是以家族为先，当然，这是整个时空的基本道德水平。

    几天后，他致信潮州总兵郝尚久，以“联兵”为由要求常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