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就是——

    同样的这个晚上，平西王吴三桂的心绪也起起伏伏，安生不下来。

    在给吴三桂颁发平西王金册金印的那一天，也就是顺治八年，1651年，九月八日，鞑虏朝廷又向他发布了出征四川的命令，全文如下：

    四川逆贼盘聚，斯民陷于水火，兹特命尔统领大军，入川征剿。凡事与墨尔根侍卫李国翰计议而行。投诚者抚之，抗拒者诛之。若武官有功核实题叙，有临阵退缩、迟误军机、不遵号令应处者，听王便宜从事；若罪大不便自处者，指名参奏。其应用粮饷，会陕西、四川总督、巡抚料理支给。地方既定之后，凡军机事务，悉听王调度，其一应民事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管理。文武各官有事见王，俱照王礼谒见。

    王受兹重任，其益殚忠猷，礼以律己，廉以率下，务辑宁疆圉，宽朝廷西顾之忧。钦哉。

    这份鞑虏“敕谕”，指授三桂用兵四川前后的大政方针，对军队内部和对敌人的政策也做了具体规定。

    为了鼓励他早日取得成功，鞑虏朝廷授给他比以往更多更大的权力，例如，奖惩、生杀皆由三桂自主决定，除特殊情况，不必请示朝廷。

    平定四川后，凡军事方面事务，都按三桂的命令办理。

    这就把地方的军事大权都交他掌管。敕谕中还特别规定，各文武官员谒见三桂时，必以王礼。

    这些都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即使多尔衮在世时，也不曾授予他如此之多的权力！

    还要什么样子的信任来表达鞑虏对他平定四川的殷切希望？

    其实之前鞑虏已多次进川剿抚。

    最早是在1645年十一月，刚刚剿灭李自成部农民军和南明政权之后不久，执政的多尔衮便腾出兵力取四川。

    当时，命驻防西安的内大臣何洛会与李国翰等“剿四川”。

    攻击对象是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而大规模进兵征剿，是在1646年正月，命和硕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率精兵猛将，向四川发动了强大的进攻。

    当年十一月，就传送捷报：“献忠伏诛，四川平定。”

    鞑虏自以为太平无事，岂料两年后，四川又动乱起来，张献忠余部在四川各地起义、暴/动，明宗室也趁机起兵，欲夺回已失去的权力。

    事实上，南明取得了名义上的成功。

    因为鞑虏接管了四川后，又出现山陕的动乱，他们地方驻军不足，没能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所以当张献忠余部，以及明朝遗臣等又组织抗击时，就打乱了鞑虏在四川的统治。

    他们攻城略地，纷纷把鞑虏官员驱逐出境，或活捉处死！

    这正是1648年后出现的形势。

    几乎同时，在山西大同，有姜瓖叛乱，引起山陕两省大乱。

    山陕为京师右臂，近在肘腋，多尔衮把大批兵力和能征惯战的将官都用于这两处，甚至他还两度亲征大同，把山陕的叛乱放在他处理问题的首要位置，远在四川的叛乱，一时顾及不到，只好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