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换句话说，这座城市，自诞生以来就是包容与排外的结合体。一边接纳新生文化，一边对抗异端势力。而在这张标注着敌友关系的光谱上，犹太人，被放在了一个微妙而尴尬的位置。

    维也纳近郊的一座儿童坟墓里，曾出土过一个誊写着犹太祈祷文的金色卷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是我们的神！主是独一的！”——这份卷轴的出土，可以将犹太人在维也纳地区的存在推回到公元三世纪。也就是说，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应该是罗马奥地利的共同创始人。

    但随着基督教取代多神教，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与犹太公民的关系也变得反复无常。他们被接纳，随后又被驱逐。被允许以商人的身份返回城市，但不允许在城堡内拥有房屋。如果犹太人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变得过于成功，任何偶发的瘟疫、干旱、战争和饥荒等不幸，都会让原本和平的邻居，变成红着眼要杀光所有犹太人的革命者。

    犹太人被称作是杀害基督的人，是剥削正直基督徒的放高利贷者。而当他们逃离时，则又会被讥讽为无能的流浪者。

    这一情况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直到进入十八世纪末期，凭借着他们在商业领域的卓越成就，以及对挥霍无度的男爵、伯爵甚至王子的财政救助，犹太人渐渐赢得了贵族的认可，甚至间或有之的荣誉头衔。

    1814年，参加拿破仑战争之后，旨在重新分配列强利益的维也纳会议的各国外交官们，纷纷涌进犹太贵族范妮-冯-阿恩斯坦举办的盛大沙龙。威灵顿公爵、塔列朗亲王、普鲁士首相，还有施莱格尔等政商文化领域的巨擘，皆不约而同地随着由多瑙河船夫引入首都的，奥地利的山地求爱音乐翩翩起舞。

    当时的维也纳人，为这种音乐催生的舞蹈起了个名字，叫做华尔兹。

    这场史上最成功的华尔兹舞会，标志着犹太人正式走上了欧洲的主流舞台。1848年，维也纳进行了犹太解放改革，约200个富裕的犹太家庭获得了自由置业和迁徙的权限。加利西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犹太人开始向帝国首都进发，以追寻更无拘无束的生活。

    拆掉城墙，拿起工业化大锤的哈布斯堡王朝，开始频频向这些犹太巨贾示好，请他们为铁路和工厂建设提供资金，作为回报，王朝会赠予他们象征荣耀和地位的贵族头衔。罗斯柴尔德家族、古特曼家族和谢伊家族，积极融入这个国家，成为维也纳的“第二阶层”，即传统天主教贵族之外的新晋贵族和实业家。

    1860年至1900年，维也纳的犹太人口从6000人暴增至147000人，其中包括弗洛伊德和马勒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们挤满了首都的歌剧院、戏剧院和高等学校。犹太人口只占维也纳总人口的10%，但在高等学校里这一数据却是30%。犹太人积极学习新近开设的科学与医学专业，也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艺术家、政治家与其他知识分子。

    正如记者斯特凡-茨维格所说的那样，到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交点时刻，“无论谁希望在维也纳有所作为，都必须依赖犹太资产阶级”。

    犹太精英，成为了中欧的“知识水泥”、“财富水泥”和“社会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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