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也便于立即撤离。好了，我们说正事吧。”

    吴锋剑向刘世杰传达了上级的最新指示：

    第一，组长已经了解到在临城的军警宪内部当中，潜伏着一名级别很高的日本间谍，此人对临城军事、政治方面的危害极大，临城站已经知悉了此人的存在，但一直没有找到实质性的线索所以，组织上要求临城方面能够积极“配合”临城站，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之所以让庄国甫也过来，是因为庄国甫在上海的时候曾经通过其他的渠道了解到一些此人，也许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第二，老乔牺牲之后，寻找“秦俑”的任务还得继续有人执行，这个担子同样也会压到刘世杰的肩膀上。

    刘世杰感到这两个任务执行起来，都很棘手。

    首先，针对配合临城站寻找日本高级特工线索的问题，刘世杰提出了一个疑问：“军警宪部门人员身份都极为敏感，很难接近他们，一旦不慎，很容易被反咬一口，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再说了，临城站的人当前虽然针对的是日本间谍，可他们到底是特务，是我的敌人！”

    吴锋剑反问：“日寇已经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但他们不会因此而满足的。他们今年上半年在华北进行了两项重大的挑衅行为：一是大量增派军队，二是大规模进行走私。这些行为既是日本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完全屈服于日本的意志，加速‘华北特殊化’的进程；也是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做准备的步骤。”

    日本在华北驻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签订的《辛丑条约》。

    该条约第三条允许各国在Bj至山海关沿线 12个地点驻军，并可在铁路两侧 2英里范围内活动。

    条约规定，日本在华北驻军不得超过 2000人。

    但是，日本并没有遵守这一规定，在 1936年 5月至 6月期间，连续向华北派遣了 8批军队，使得其驻屯军（也称天津驻屯军）人数急剧增加。

    根据日方公布的数据，增兵后驻军人数为 6000人，加上原有驻军人数，总计约为 8400人。

    但是，实际人数远远不止，根据情报部门的估计，日增兵华北后驻军人数不下 1.4万人。

    《大公报》则称，天津日军已达到 2万余人。

    至于走私，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东北沦陷后。

    最初只是零星走私，并没有形成规模。

    自从 1933年《塘沽协定》确立了冀东“非武装区”后，以冀东为中心的华北走私活动开始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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