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工会保护，也没有任何劳资议价权，只能领到堪堪维持一家人生命的微薄薪水，而为了得到这些薪水，他们每天付出的代价就是工作十五到十六个小时，一个月顶多也只能休息一两天。

    在这种“磨损”，这些工人们的生命出奇得短暂，往往三十岁左右就会结束他们的一生。

    繁重的劳动、贫穷而且绝望的处境宛如沼泽，吞噬了生命，而且毫无挣脱的希望，相比之下，哪怕是战争最危险的时段，死亡率也未必比得上这种和平的贫穷时光。

    当然，这绝不是里昂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法国一国的问题，整个欧洲在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都出现着“城市里拥挤着大量赤贫阶级”的问题。

    面对着这种悲惨的景象，西欧的政治家们都为之忧心忡忡，不过政治家们关心的重点并不是如何挽救他们的悲惨生活，而是担心这些陷于赤贫的劳动阶级起而造反并且推翻现行秩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治家们最终形成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严刑峻法，通过极为严格的法律来恐吓底层，穷人稍有犯罪就会被判重型或者苦役；英国人还在1834年通过了《新济贫法》，将寻求社会救济的穷人塞进劳动教养院隔离，用繁重的劳动来防止他们“危害社会”。

    第二方案就是大力扩张殖民地，然后将他们眼中“多余”的贫民直接流放到殖民地当中。这个年代的“开拓殖民”绝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因为气候和水土不服，再加上政府疏于管理，所以这种强制移民的死亡率极高，不过对政府来说这反正都一样，只要自己面临的压力减轻了就行。

    相对于冷酷无情的政治家们，一些社会活动家倒是慈悲很多，不少人荡尽家财建立社区，希望以自己的方法来带动赤贫阶级，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不过他们大多数人的努力都失败了，被当成了“空想社会主义实验”；而另外一个英国人马尔萨斯则直接很多，他认为人口过度繁衍会挤占社会资源造成饥荒，而他的支持者们则更进一步，认为赤贫阶级的无限繁衍会带来“过剩人口”，进而摧毁社会秩序，所以应该想方设法帮助底层节育。

    总之，在这个生产力开始飞跃、现代道德却还没有成型的年代，社会文化对底层冷酷无情，哪怕一个人因为贫苦因而冻饿致死也会被视作天经地义；正因为如此，为了寻求精神慰藉和社会救济，在陷入赤贫的劳工阶层当中，宗教热情反而重新高涨了起来，因为教会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基层组织力，还能够对教友们进行最低限度的救济。

    所以，在启蒙时代被嘲笑、被蔑视的基督教，在这个时候又悄然重新占据了人们的心灵，保守主义重新回潮，对于这些被社会抛弃、压榨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了。

    而欧洲各国的统治阶层们也非常乐于看到这种思潮，因为宗教天然就是统治者的合作者，是缓和社会矛盾的利器，所以各国政府和教会的联系又重新变得紧密起来，就连法国在19世纪的时候也多次颁布法律，允许教会人士来承担公立教育，直到19世纪末期的第三共和国才终于实现了政教分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