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国家都先后被灭亡。

    而一旦脱开那个时代，就能发现礼治和法治其实一直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交互争斗。反观中国的政治思想界，一直以来都是歌咏礼治，排击法治，儒家更成为其中的急先锋。

    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其内在根源的，恰如钱穆《湖上闲思录》上所言：“礼之外面像是等级的，其实却是平等的。法之外面像是平等的，其实则是等级的。礼是导人走向自由的，而法则是束缚限制人的行为的。礼是一种社会性的，而法则是一种政治性的。礼是由社会上推之于政府的，而法则是由政府而下行之于社会的。法的重要性，在保护人之权利。而礼之重要性，则在导达人之情感。权利是物质上的，而情感则是性灵上的。权利是对峙的，而情感则是交流的，因而礼常是软性的，而法则常是硬性的。”

    由此而观之，崇尚法治的国家，下层人民在强权的压制下更加容易反叛，而使得国家发生巨大的变迁；而礼治则教人安于现状、不断改良，恰好中国农业社会的大背景，要求社会能够稳定，同时也维护了统治者的长远利益，人民宁愿软性的尚礼，也不肯硬性尚法，从这一点说，当时的儒家代表人物，有一种超脱在现世的思维，并在西汉之后，把这种思维变成了现实可行的统治策略。

    战国后期的荀子便是一位具备这种超世眼光的大师。只可惜，他的这种超世的思潮，在当时而言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他却始终不放弃，依旧孜孜不倦地四处游说。荀子并不知道，他为那些国家带去的并不是安居乐业和兴旺发达，而是在铁与火的交融之中彻底的毁灭。一个个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当秦昭襄王以“君主为儒家人物，国家会如何”而质询儒家思想时，荀子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儒术创立的最初原本是为了让统治者向善，对人民实行仁政。却不料到了战国后期，时势有变，荀子只能将儒术转变为维护君王统治的权术。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如果空谈实行礼治、实行仁政，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当秦昭襄王提出疑问时，荀子答道：“臣子是个儒者，只能影响一州一郡县，但如果儒者当上了君主，则其影响就会遍布整个国家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天下，儒者意志坚定、严于律己、严格驭下。在朝廷上，能够依靠自己做示范，让臣下全部按照自己的行为行事，如此，礼节就会整饬；在官府中，因为君主的刚正不阿，法律准则、规章制度就会公正不阿，则举国之民都会受益，国家就能够得到稳定；在民间，老实、仁爱、忠诚、利人等美德就会蔚然成风，从此，天下百姓就会人人遵循礼制，国家几乎不用法治，就能够很好地运行。君主也会因为人民的安泰、礼制的健全、国家的健康，而美名传四海，声誉追圣贤，如此，天下之人都会崇敬他，四海之内就都臣服他。”

    秦昭襄王听了荀子这一席话，对于他的辩才十分欣赏，同时也对他所描绘的政治蓝图感到很有兴趣。只可惜，秦昭襄王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他难以保证自己一定能够遵循礼制。

    整个战国时期，各个国家正是杀伐果断、挥洒热血的时候，一个纯粹说理之人自然不会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