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八三二年的春天，尽管三个月以来的霍乱已使人们精神活动停止，并在他们激动心情上蒙上层说不上是什么的阴沉的死气，但巴黎仍处于长期以来就有的那种触即发的情绪中。

    这个大城市就像一尊大炮，火药已经装上，只待粒火星落下便会爆炸。在一八三二年六月，那粒火星，如期落下，拉马克将军死了。

    拉马克将军是个有声望也有作为的人。他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先后表现了那两个时期所需要的勇敢：战场上的勇敢和讲坛上的勇敢。他那雄辩的口才不亚于当年的骁勇，们感到他的语言中有把利剑。正如他那老辈的富瓦样，他在高举令旗以后，又高举着自由的旗帜。

    他的死，原是预料中的，人民把他的死当作种损失而怕他死，政府把他的死当作种危机而怕他死。这种死，是种哀伤。像任何苦痛样，哀伤可以转化为反抗。

    六月五日是拉马克将军安葬的期，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塞纳河的波光，殡仪行列要路过的圣安东尼郊区便像是沸水一般翻腾了起来。

    这個街道纵横交错的杂乱地区，处处人声鼎沸。们尽可能地把武装起来。有些木工带上他们作台上的铁夹去撬门。

    其中一个人用把纳鞋底的铁钩去掉钩子，磨成一把匕首。

    旁边的木工见了，便要起身离开，他的同伴问他：“你要去哪里？”

    “我还没有武器。”

    “你打算去哪里搞？”

    “工地上，我得去把我的两脚规拿来。”

    一个送货工买了十个苏的酒，看见任何工人都要攀谈两句：“你有家伙吗？”

    “没有。”

    “到费斯比埃家里去，他住在蒙特勒伊门和夏罗纳门之间，你们在那里能搞到家伙，那里有枪支和弹药。”

    在宝座门附近的巴泰勒米的店里和卡佩尔的小帽酒馆里，到处都能看见一脸严肃喝着酒的人，他们聚成一团秘密的交谈。

    “你带枪了吗？”

    “在我的袖子里。你呢？”

    “在我的衬衣内兜。”

    喝完了酒，工人们便开始在贝尔西街的街角等待一个名叫勒马兰的人，他是共和派在圣马尔索郊区的联络员。所有的口令，都是公开传达，没有半点想要隐瞒的意思，所有人都知道，巴黎又要革命了。

    这天的早晨，天空时而转晴，时而下雨，拉马克将军的灵柩在陆军仪仗队的簇拥下穿过巴黎。正如工人们一样，政府脑子里的弦也是一直紧绷着的。

    护送灵柩的陆军仪仗队显然不是正常规模，两个营，行军鼓上蒙着黑纱，士兵们倒背着枪。紧随其后的是腰上挂着刀的万国民自卫军，他们的炮队伴随着棺材。柩车由队青年牵引着，巴黎伤残老军人院的军官们紧跟在柩车后面，手里握着象征和平与安宁的桂树枝。

    而在沿途的道路上，车队的后面，是无穷无尽的人群，人头像是蚂蚁一样攒动。

    人民之友社的成员，法学院、医学院、文学院的学生，各国的流亡者，正在罢工的木工、石匠、印刷工人。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波兰的旗帜，横条三色旗，各种各样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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