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再让他们学习算筹之学便太过艰涩了，这算筹之学必得自娃娃教起才好。日后这四十三个孤儿当中。说不定便有几个似祖文远般名垂青史地大算学家呢！”

    李彬苦笑道：“那又如何？虽说乾元之前国子监当中每年都设算学试，毕竟是偏门左道之学，士子们通读一下九章中涉及国计民生的章篇倒也罢了，此道虽孤，于世道人心并无坏处。然则若是入了迷，走火入魔便不好了。儒士们天天都去和细绣棍打交道，社稷黎庶也好，天下苍生也罢，又能依靠谁呢？”

    李文革深吸了一口气，极度认真几乎一字一句地强调道：“算学乃是一切经济之道的根基，无论是国计民生还是军国机务，究其根本都离不开精深的算学功底。士人不通算学，就算做了官操守再好。也难免会受胥吏蒙蔽，将军不通算学，便不会测山坡高度，不会量河流深浅。不会做地图，不懂统筹不擅调度。更何况，木匠铁匠们都是实用算学的高手，其目测及绘图水准远在普通人之上。若是没有了算学，床榻、几案、席凳、箱笼这些家具便不会有，便是军队用的弓箭弩机，也都不会有。可以说，算学虽然不如孔学那般于世道人心颇多建树，然则对于国之大事和民生经济，都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说，算学，乃诸学之祖……”

    他说的危言耸听，举的例子却都颇为实在，李彬仔细想来确实也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五代十国纲常混乱，儒学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视为夸夸其谈地不尚实际之学，仁义道德孝廉耻的传统观念被彻底颠覆，这些都是令这个时代的文人们极度痛心的事情。相比之下，李文革这样尊重文化尊重儒学的军阀在这个时代简直是凤毛麟角，至于说他在尊重儒学的同时连算筹学一并尊重了，李彬倒也并不觉得有多么难以接受。毕竟在这个时代儒家地道统观还没有经历理学的涤精洗髓，中晚唐古文运动的务实风格所造就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还在影响着经学礼教的发展。这时的儒家传人们，注重学以致用远过于注重教条规范。

    这是一个没有宋儒的时代，士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还没有发生天翻地覆地剧变。

    这是一个清廉而恪尽职守的冯道为整个士林所敬仰膜拜的时代，而不是那个四姓家奴冯道被从道德节操角度非议以至于被人拿去和自残的妇人相提并论地时代。这时候《旧唐书》（现在还谈不上“旧”）刚刚成书不过五年，在这部书中，既没有所谓的“忠义传”也没有所谓的“奸臣传”和“佞臣传”，这是李文革那个时代所看到的所谓二十四史当中最后一部不以忠奸贤佞对历史人物进行分类地史书。之后的史书无一例外地开始沿用忠奸二元分类法。于是中国历史上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忠臣”和“奸臣”的对立。

    在李文革那个时代，有很多读史的老鸟因为这个原因对宋儒极度不满。

    好在李文革穿越的时间早上了那么几十年，忠君

    好思想还没有来得及成为社会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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