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人都知道，具体负责税赋收缴、诉讼案件、上传下达这些具体事务的胥吏是官僚系统的‘神经末梢’，它在政治活动中的实际地位是要超过其在官僚系统中的现实位置的。

    神经末梢不够通达，政令就不通畅，上面十分的努力到了他们手里就剩一分的功效。

    但在明代，关于胥吏当官这种事，基本就是没啥前途和希望，这是总的特点。

    当然，并不是说没有胥吏转任官员的。

    虽然太祖皇帝多次下令，胥吏不准参加科举，但不准当进士，不是说不能当官，只是朱元璋觉得让什么罢闲官吏、娼优之家参加科举，实在是上不得台面，所以他是把这些‘底层’人士的科举机会一齐抹杀了。

    但洪武建元，国家草创，正是用人之时，而且他杀了多少官啊？

    所以在洪武年间，吏员不可以考科举，但可以做官，用什么办法，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第一个不让吏员当官的是永乐皇帝。

    永乐七年，太宗召见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问其出生，其中二十四人为进士，还有洪秉等四人为胥吏。

    于是他申谕吏部：用人虽不专一途，然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通达治体者，诏：自今勿复用吏。

    洪秉等人就特别的倒霉，莫名其妙见了一趟，就被太宗皇帝给贬黜为序班。

    这是鸿胪寺的一个官职，具体负责朝会和宴飨等礼节，和御史那是天壤之别。

    不过那也不一定是坏事，碰上永乐这种残忍和强势的帝王，御史过于聒噪，说不定还会被他一刀砍了。

    然而要说明的是，永乐七年的这个圣旨，是不让胥吏当科道官员，其他官员还是可以当的。

    不过对于胥吏的政治前途收紧这一趋势是没改变的。

    到宣宗朝以后，即便转仕成功的官员，也基本不会获得重用。

    而明朝中后期，基本不会见到有吏员转官的记载，大多数还是为杂官。

    而这些胥吏杂官偏偏还采取就近原则，于本地服役，因为觉得他们长于地方，熟悉乡里，可以成为沟通官民的媒介，有助于政令的上传下达，促成政务的具体实施。

    这……也不能说没道理。

    只是实际当中已经完全变味。

    而官员的任用，一般是要回避家乡的。

    所以说官员很难形成威信，老百姓都知道你会走的。

    真实的情况，便如那位黄四郎——他只是流水的县官，您才是铁打得老爷。

    许多官员本身也知道自己要走，那么自然懒得去捅一个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