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怕为人掣肘，到时被弄得走了形，反倒有害无益。

    这次李皓当上了三司使，这权限问题已经不用担心，而且上面又有欧阳修这个顶头上司支持，正好方便大展身手。

    李皓重新调取了几年的账簿记录，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去年一整年的税赋数量又有新增。

    从前年的八千四百六十万两白银，新增到了八千九百七十万两白银，当然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新增的盐税收入。

    即使如此，也能证明大宋的整体经济是向好的，至少比明朝的穷困好太多了。

    只是这其中李皓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在税赋当中，农税和商税的占比越发的大。

    按照去年的比例来说，以两税为主的农业税2691万两，大概占3%，而商税6279万两，占7%。

    可这个比例在庆历年间，还是几近对半分的样子，短短十几年间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当然按照正常来说，这个比例越大，其实对于百姓应该是越好的，尤其是对于农民阶层来说，他们的负担就会轻一些。

    …

    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这商税的大头来自各种专卖活动，也正是这些商品专卖导致百姓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激增。

    仅粮食、布帛、茶叶、食盐这几项，就占了一年商税的6%，所以明面上这些是收的商税，但实际上和农税差别不大，已然是横在普通百姓头上要钱。

    当然，如果这一切税赋都能按照律法要求来严格执行，那或许百姓也能过得下去。

    可实际在下面官员的操作中，这能弄出的花样就太多了。

    比如“加耗”就是最常用的手段，因为征收农税是百姓向官府缴纳米粮实物，而且要由民户自发将麦粮，绢绸送到指定的地点，而且一般要输送的地点都不会近。

    这样一来，自然就会有损耗发生，毕竟老鼠、麻雀偷食啃坏东西都是正常的，这在现代都无法避免的事情，就更别提古代了。

    所以地方官府为了弥补这一部分损失，就会额外向农民征收一部分多的米粮实物，也就是所谓的“加耗”。

    而且由于这是地方官府自己的安排，若是当地官员清廉就还好，可要是碰到个心黑的，那对于百姓而言负担就重了。

    当然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其实朝廷也是有相应对策的，那就是“支移折变”，想以此降低百姓负担。

    这项政策就是说可以不用大老远的去交实物，而是将其折换成银两或者官府规定的谋样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