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写了送他。

    沈括心里非常嫉妒苏轼，而他又知道王安石甚恶苏轼，所以回京后，除了极口赞扬青苗、助役诸法，绝无不便于民之外，随即将苏轼的近诗，逐首加以笺注，附在察访报告里，签贴进呈，告他“词皆讪怼”。

    当时新党占据了全面上风，无人对此穷追猛打，苏轼也因此逃过了一劫！

    苏轼的政治敏感度还是太低，不但没有警觉，还在写给刘恕的信上，自嘲道：“不忧进了也。”意思是不愁没有人把我的作品进呈御览了。

    但是到了元丰二年（179年，专政十余年的王安石已经黯然离京，吕惠卿阴谋败露，一时决难再起；皇帝以吴充为相，不过地位中立；王珪是个乡愿式的老官僚，虽然竭诚拥护新政，依附王安石，但其政治上的声望地位，实不足以领导群伦，能力上也不太能够配合急求事功的皇帝。

    另一方面，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所仰望的及时雨，是妇孺皆知的司马光。

    万一有一天，神宗皇帝觉得无人能为国家做事，念头一转，真让司马光复出的话，这批由王安石选拔出来的“新进”，连现有的禄位都不保了，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可言？

    但是司马光远居洛阳，闭户著书，绝口不谈国事，让新党无从下口；而王安石公开指责过苏轼是司马光反对新政的幕后智囊人物，更有沈括那道“讥讪朝政”的老药方，可以故技重演，退求其次，杀鸡儆猴。于是，倒霉的苏轼，祸从天降，就做了新旧党争的“代罪羔羊”。

    元丰二年（179年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其中写到：“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新进”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