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动荡，没有前来祝贺，明朝宣诏到边境也无人接应。因安南久不来贡，明使也不能至安南宣诏，嘉靖皇帝决定兴师问安南不贡之罪。

    嘉靖十五年，大明遣千户陶风仪等勘问安南久不来贡的原因。十六年初，大明将议征安南的目标指向篡臣莫登庸，并令仇鸾、毛伯温为统帅，集中兵力至两广、云南中越边界。

    然而当时两广地方官员大都不主张对安南用兵，所以到了十六年五月，反对用兵的两广总督潘旦被调任，原山东巡抚蔡经代之。

    蔡经上任后，廉州知府张岳再上疏反对用兵。蔡经问张岳：“空言罢兵，无以塞明诏，子能保毋用兵降登庸乎？”

    张岳回答道：“欲降之，必令纳地，令贬号，且令匍伏诣阙，献国中图籍，听上处分，夫国体固不可亵也”，并称此“一檄之力足矣”。

    此后毛伯温见张岳，岳“连数日语”，陈述其“罢毋征为完计”，伯温与蔡经被其说服，均认可了张岳的计划。于是，至莫登庸与张岳私下通使时，“岳用前言於经者要之”，登庸“初犹倔强”，岳“懼以祸，令早自为计，於是登庸惟命”。

    而此后嘉靖十八年二月，莫方瀛所上降书，并未提出上述条件。大明廷议及嘉靖帝本人的意见，是要求地方督抚及领兵大员将安南实情勘验，如莫氏“有隐谋，则进兵以正朝廷之法”；如“其束身待命，果无他心”，则“朝廷待以不死”。

    前线领兵的毛伯温等人，一面指挥大军向边境聚集“声威张甚”；一面遣王良辅等人正告莫登庸；“令毋求封，毋求贡，束身请罪，归地纳印，去王号，奉正朔，则大兵可止，而登庸可生矣”，并示以手书令其相信大明的诚意。

    随后莫登庸纳降书，亲赴南关请罪。莫氏在呈上的《安南耆人士人书》中写道，“思念莫氏虽负重罪，实为夷情所归……伏望陛下矜怜远方生灵，俯顺夷俗，赐以新命，查照历代故事，或为总管，或为都护，俾得管摄国事，世世称藩”。

    他如张岳所建议，提出贬号的要求。仇鸾、毛伯温就此事上奏时建议，“倘蒙矜宥，或可别以都护总管等项名色，如汉唐故事，此所谓以夷治夷者也”。

    最后，嘉靖帝命降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以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并指出“兹为交人永图，革去王号，庶免乱贼接迹，相叛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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