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的这封信略出海瑞意料之外。

    海瑞与王锡爵其实是认识的。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的榜眼，作为三鼎甲之一，当然是留京为翰林院编修，而海瑞在嘉靖四十三年时由兴国知县升调户部云南司主事，也去了京师。

    不过，彼时的海瑞与王锡爵并不熟悉。一来海瑞为人比较“孤僻”，不经常进行官员之间的例行走动；二来王锡爵大名鼎鼎又身份清贵，对于海瑞这种两次会试都落了榜，结果以举人身份补官，从县教谕做起，花了足足十年才混到知县，又花了六年才混道户部主事的“学渣”完全看不上眼，自然也不会去主动接近海瑞。

    他二人的交集出现在隆庆三年年底至隆庆四年年中的大概半年时间里。彼时，王锡爵因做经筵日讲官时表现不错，被时任首辅李春芳等看中意欲提拔，可惜京中学官满编，于是便将他调往南京国子监任司业，算是“考察锻炼”。

    而海瑞因为《治安疏》的关系声名大噪，这几年屡有升迁，此时也正巧以右佥都御史身份外放了应天巡抚。

    应天大致便是南直隶的长江以南部分，最大时下辖应天、承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平、池州、徽州、宁国、安庆十一府以及广德一州。范围基本相当于后世江苏南部和安徽南部。从彼时的经济上而言，差不多算是大明最强的区域。

    应天巡抚早期驻南京，借居会同馆，成化时另建公署，迁出会同馆。嘉靖后，每遇风汛则驻苏州，称行台，海瑞在任的那段时间基本常驻苏州。(注：万历二年，为了便于居中调度，抚署从南京迁往句容；原历史上万历三十一年以后，常驻苏州。)

    说到这里，情况就很分明了——王锡爵正是苏州首富，人又恰好回了南京，更巧还碰上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清丈田亩，人也直接驻于苏州，这哪能不起冲突？

    海瑞在应天清丈田亩，本身是为了配合高拱起复之后又开始继续推广一条鞭法。

    这里要稍稍说明一下，一条鞭法是由桂萼在嘉靖十年提出的，至高拱起复和海瑞出任应天巡抚的隆庆三年年底，其实已经出现了四十年之久。

    但是，其出现虽久，却并未在大明全面铺开，因为该税法的主要特征，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这样一来，固然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但也因为只征收银两的原因，导致其在商品经济尤其是货币流通不发达的地区严重“水土不服”。

    利弊皆有的事情?按照此时的官僚习惯，大抵就只有少数人愿意尝试推广?更多的官员则倾向于“无为固然无功?但至少不会因过得咎”，于是反对推广。

    当然，朝廷高层里头还是有改革派的，如高拱、张居正等重臣就力主推广一条鞭法。不过，高拱虽然是此时改革派的核心人物?也的确力主推广，但他的推广和原历史上张居正在万历九年直接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