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两白银。从这个故事表达的意义上讲，“拔葵去织”、“罢公廨钱”都是未雨绸缪之举，目的是把祸患消除于萌芽之中。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治国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为什么“与民争利”被视为最低下的经济政策？这是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人心，其实正是最大的政治。

    “若争小可，便失大道。”与民争利无异于竭泽而渔，是对民心民意最大的忤逆和伤害，争到的是利益，失去的是民心。“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唐太宗舟水之喻，兴衰之理，不能不令人警醒。

    高务实把这番道理说与吴兑听了，吴兑的脸色便有些将信将疑，犹豫片刻，沉吟道：“求真是说，你我做这些物流买卖，也是与民争利，因此本就应该罢手？

    倘若道理如此，则你将此买卖转而让给朝廷，那不还是与民争利？无非这争利之人由你我换成朝廷罢了——可朝廷归根结底乃是皇上啊，皇上与民争利，岂非更大的坏事？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盐铁论》则言：‘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若你我及诸官都不能行此‘争利’之举，皇上又因何可为？”

    高务实早料到吴兑听完自己那番话之后必称孟子，不错，孟子一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成了后世儒生三句不离嘴的名言。

    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作为一个皇帝，你不要总是去把利益什么的挂在嘴边，这太庸俗了，你应该每时每刻都把仁义放在心里，这才是人们喜欢的好皇帝。

    《盐铁论》当中的儒生贤良说得更清楚一些：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

    按理说这话的道理其实没错，如果皇帝不与民争利，而且把仁义时刻挂在心里，那么天下也会因此而过得很好了。但问题是这句话到了明朝，因为对于一个字的理解的差异，导致了满口仁义的明朝文官亲手毁掉了大明王朝！

    哪个字？“民”字。

    何为民？

    一个现代人看到这个字，自然会想到公民即为民，换句话说，普通老百姓便是“民”。

    然而这个观点在古代可未必是真理，不说一定是错的，但至少一定有争议，一定可以混淆。

    刚才提到过的亚圣孟子，除了表达过一大堆的“民本”思想之外，他其实还说过一句可能“不太出名”的话：“为政不难，无获罪于巨室。”

    什么意思？意思是治理国家很简单，只要你不得罪那些大家族就好了，有他们的支持，你就可以无往而不利。

    科举制实行之前，对于当时那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只要他们替各自的家族发声，他们就可以在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