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赵贞吉决定拼了的时候，恰好徽州那边爆发了人丁丝绢案，恰好李如松这莽夫一口气轰塌了徽州府的城门。

    四散的士绅大都就近到江苏过来，投奔亲友。

    “一炮糜烂数十里”

    “声如天崩地裂，牛马应声而死”

    “李如松杀人无算，以人血为茶汤”

    等等流言不径而走。

    虽然这些文人没什么作用，但这吓破胆的宣传还是相当有震慑力。

    原本觉得人多势众，优势在我的乡绅们，一下子冷静了下来。

    特别是苏州的赵贞吉又集资去杭州买了两三门战炮。

    当然，学过易经的赵贞吉也是知道虚实结合的。让人找树木刷漆，愣是刷了个五十多门出来。

    找个机会，打了几声炮响，然后给那群土包子漏了底气，一下子局面就缓和多了。

    随后就是浙江全面提升商税，浙商涨价，而苏商不涨价，这一对比，终于给江苏的作坊缓了一口气。

    浙商主打高端，那自己苏商就主打皮实耐用就行了。抓住这部分市场，终于商税才算是勉强收了起来。不过整体也不高。

    与收入相比，支出就太多了。

    新学之下，特别那个什么公共物品理论出来，衙门要做的事情可就太多了。在传统教育之外，修路、疏浚河道就成了最大的公共物品责任。

    而这两项，如果以往搞征发制，自然是省钱，但如今新学搞雇佣制，花钱就跟流水一样。好在也有些流民涌入，降低了成本，但饶是如此，江苏的财政早就吃不消了。

    因为明朝的财政是地方小金库制，多数情况地方自收自支。这就导致地方压根没有余粮。但凡有剩余，早就当作年终绩效发下去了。根本不可能存到第二年。万一要让朝廷知道自己这有余粮，万一来个查税补征，岂不是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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