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财政，对于租庸调制度逐渐转向崩溃的垂死挣扎罢了。

    毕竟，到开元末天宝初的时候，随便拉一个在长安城内户部当官的官员询问一下，都可以得出租庸调制度已经人憎狗嫌的结论。

    只是这种祖宗之法不好改，基哥也没有心力去折腾了。除非来一次全国范围的动荡，让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们“天然”失去土地，为改革提供绝佳的客观条件，否则就只能小修小补。

    现在改租庸调，小改会出大乱，大改可能亡国！

    真要头铁去触碰那些世家豪强的利益，大唐就会顷刻间出现安史之乱十倍烈度以上的动乱，顷刻间便会出现堪比前苏联刚刚解体后，陷入休克疗法那种程度的速死！

    所以李林甫在基哥并未完全理解内情的情况下（基哥不管细节执行），颁布了一个“小小的”土改方案，也就是方重勇口中的“三司税法”。

    按照以前的税法，租庸调里面的租和调，农户必须按固定数量缴纳粮食和布匹，也就是所谓的“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具体的就是：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为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为调；庸就是徭役，早就没按原规定执行了。

    而改“三司税制”后，现在朝廷不按固定数目收“租庸调”了，而是按比例和等级收！某人家中田里产出多，那就多交；产出少，那就少交！

    这样可以在理论上减轻普通百姓身上的税负，缓和社会矛盾。

    比如说某一户家里产出了多少粮食，那么三司使麾下的官员，就会来这一家里面去定他家产出物的“等级”。按照官府所规定的等级制度，按事先定好的比例，收取田里的产出。

    同时亦是按比例收取所编织的布匹。不再按固定数量收税了，也不再单单收谷物了。

    也就是说，哪怕是同一个地方甚至同一个村子。只要土地里产出农作物的种类和品质不同，家里编织的布匹品质和材质不同，那么官府收的租调比例，也有可能完全不一样。

    对于选择不同农作物耕种的家庭来说，经济压力也可能完全不一样。

    至于品质等级如何定，不同种类农作物（包含水果）的税收怎么定，中枢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按各地的民情来。

    或者说中枢给了标准也是白给，其中可以上下其手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这种收税方法，别说是在唐代了，哪怕到了方重勇前世那个时代，也完全没有可操作性！

    不出乱子是不可能的！

    李林甫的本意是好的，他想通过将固定数额变成固定比例，再把农副产品也加入税收的行列，从而调整民间不同阶层的赋税压力。

    但他没想过唐代这种吏治水平，要实行如此繁杂的税法，到底现不现实。

    方重勇可是对基层政务非常熟悉的官员，对于李林甫搞出来的这个“三司税法”，到底有没有减轻农民负担，他心里可是清楚得很。

    朝廷确实是税收更多了，但穷人也过得更苦了！越是有操作空间的政策，那些在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大户们就越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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