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第三项证据，为京都府光正公证处出具的a685288号公证书。公证内容为，原告下川的手机短信。该短信为两年半前，被告藤村向原告发送的手机信息。具体内容为，‘下川老师，点校进度如何？’”

    “第四项证据，为《京都大学古籍点校立项申报表》。该表格中的项目主持人一栏，载明的姓名为被告‘藤村嘉代’。现学术振兴委员会上有关《东土巡游遣唐记》科研项目公示信息，亦显示项目主持人为‘藤村嘉代’。”

    一份又一份的证据撂在原告的桌前，包含了两份公证书、以及两份书证。每摆出一份证据，就意味着针对堂堂京都大学人文研究科院长涉嫌抄袭的事实指控，又往前挪进了一步。旁听席上的各路学校管理层也不禁微微捏起一把汗来。

    在出示完这四份证据后，宫川挺直了身子，放声说道，“原告方才出示的第二组证据证明，在原告下川着手点校《东土巡游遣唐记》后，被告藤村邀请原告参加学术振兴委员会的科研立项。其中，学院的立项研讨会记录载明会议内容包含《东土巡游遣唐记》的点校样稿讨论。”

    “同时，证据亦表明被告藤村是科研项目的主持人，负责《东土巡游遣唐记》点校工程的统筹推进工作，其曾向原告发送过短信，询问点校进度。综合以上证据，可以表明被告藤村曾在学院研讨会接触过下川提交过的点校样稿，并作为点校的主持人持续接触、跟踪原告下川的点校成果。”

    “因此，从以上种种情形来看，被告存在接触原告点校作品的事实，已具备成立抄袭的前提条件！”

    这冰冷的“抄袭”二字回荡在法庭之内。当这一次词语真的从原告方律师的口中说出时，显得是那样刺耳。学校的管理层已经倍感压力，毕竟这场官司对于大学的声誉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而方才原告的出示证据，则更是证明了他们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

    那些什么邮件、短信，或许还能搪塞得过去。

    可是，那个会议记录却是偏偏赖不掉，上面明明白白地写清楚了学院曾经在会议上讨论过遣唐记的点校样稿。这的确充分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