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的人多了去呢，无所谓！后来，李公还是升迁了，当了山东参议。当时山东的风气是，官宦人家田地多，但都赖着不交纳田赋，乡里百姓田地少，田赋却交得多，因为官宦家拖欠的赋税要大家分摊补齐。有个编修叫梁绍儒，是严嵩的干儿子，最为牛气冲天，一直不交田赋。李公到任后严令追缴，梁绍儒跑去找干爹，严嵩无奈地说：“李某人岂是可以说情的人？”梁绍儒知道势不可挽回，勉强交了一半的粮。李公不依不饶，全部征收才罢手。”

    故事确实精彩，但也只是斗倒了严嵩的一个爪牙，应当是李一翰官小职微，还不值得严嵩视他为对手，不知后来他的仕途顺利后，是否正直依旧呢？带着这个疑问，金华斌静静地听着李村长继续往下说道：“先祖李公一瀚任职大部分时间担任的是“谏官”，专司对君主的过错规劝之职。所谓忠言逆耳，历史上有“文谏死”的说法，尤其是明代皇帝是历史上最为严苛刻薄的，稍违心意，不管多大的官都有可能在朝堂上“廷杖”致死。所以很多“言官”选择沉默来保全性命。李公在《开言路疏》上指出当时“言官”杜口结舌、三缄其口的风气：“居科道者，搜讦小事以塞责，或泛论迂缓以免祸，至于国家之大典礼，相臣之大奸匿，生民之大利病，一切不敢以闻，徒有相与腹诽而已。”但李公不同，他屡屡犯颜进谏，敢于“逆龙鳞、撩虎须”，践行了“职无虚设，禄岂妄干”的祖训。族谱中还留存《谏止南关城壕疏》和《开言路疏》两篇谏疏，字里行间，其为民请命、谋国尽忠的胆识和远见跃然纸上。嘉靖二十一年，蒙古铁骑大规模突入边塞，朝廷大惧，议决于居庸关之南的南关东西延袤二千里，动工筑城墙、挖深濠。御史李一瀚毅然给嘉靖帝上《谏止南关城壕疏》，直言筑城挖濠御敌是个不可行的馊主意。在东西延袤二千余里区域筑城挖濠，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而今日动用了二十万工，“仅得盈丈之壕，七尺之墙耳”，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