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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旻心中一动,将卫府商议的建立西域统一货币体系之事,向老丈人详细解说一番。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
而谯周恰是益州出身,他来自巴西郡西充国县的大族,按籍贯而论,他在蜀汉政权中应被归入少数派。
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也。--《蜀书谯周传》
至于彼时因“军旅数出”而被谯周攻讦的姜维,虽然不是荆楚出身,但来自凉州天水,亦非益州土著。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即蜀汉的统治集团虽然多为流寓人士,但真正戮力前线的基层士卒,却只能来自益州本地(因为流寓人士的人口基数过小)。至于身处后方,提供粮草辎重、赋税钱粮者,也只能是益州百姓。这也是《谯周传》中“军旅数出,百姓彫瘁”的历史背景。
在谯周看来,蜀汉的流寓士人集团与魏国交战,最终遭受损失的却是益州豪强、百姓,这当然不符合益州士人的利益。谯周因此与尚书令陈祗(籍贯豫州汝南)“论其利害”,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刘禅也是流寓人士,立场倾向显见),因此他才“退而书之”,撰写《仇国论》抒发政见。
从《三国志》、《晋书》的相关记载来看,自诸葛亮死后(234),蜀汉主动对魏发起的战争便罕有斩获。军事上的失利又影响到经济,以至蜀地“民皆菜色”。而刘禅奢靡无度,“常欲采择以充后宫”,以至“内供服御,费用张广”;姜维集团又“玩众黩旅,明断不周”,激起益州士人的不满情绪是可以预见的。
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蜀书董允传》
(孙)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汉晋春秋》
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蜀书姜维传》
按王隐《蜀记》,蜀汉灭亡时(263),成都的府库中有“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另按《张飞传》,刘备入成都时(214)曾“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
按此,刘备入蜀时,成都内库尚有“金二千斤、银四千斤”;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内库中“金”的储备没有增加,“银”的储备却凭空减少了二千斤,这无疑是耗损于军费之用。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更不必说蜀汉还存在“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这种畸形的人口结构,益州百姓的兵役、徭役负担也是十分沉重的。
(刘禅)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蜀记》
不难想象,出身于益州大族的谯周,对占据蜀汉统治地位的流寓士人集团必定存在反感之心,对连绵不绝的战争更是深恶痛绝。因此他在邓艾兵临城下之际劝说刘禅归降,站在益州土著的立场上看,是合乎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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