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察看历史可知，纣王之恶，远不似周人所言之甚。

    其人大抵只是不敬鬼神，废嫡立庶等“有悖传统”之恶。

    只因“失败者没有话语权”，所以帝辛“天下之恶皆归焉”，被周朝人肆意丑化罢了。

    袁绍同理。

    袁绍在《三国志》中的篇幅，比《后汉书》中少了一半。

    其人镇抚乌丸、扫荡黑山等功绩被《三国志》一笔抹杀；反倒是其人“刚愎自用、骄矜傲慢”等缺点被无限放大。

    在“魏承汉祚、晋承魏祚”的统绪伦理中，是不允许…甚至是严禁“官修史”说袁绍好话的。

    因此，成书于南朝刘宋的《后汉书》对袁绍的评价、明显比受到皇权掣肘的《三国志》更为允当。

    退一万步讲，人的心境、志向是随立场、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很难想象袁绍在雄踞河朔、扫荡四州之后，依然能恪守臣礼，未曾有非分之想。

    但无论如何，袁绍终其一生，虽然偶有“僭越之举”（彼时天下皆如是，惟有苟哥狗始终），其人却未表现出“称帝之心”。

    综上所述，袁绍在说出“决无谋逆篡汉之意”这句话后，其人的一众臣属无一人对此怀疑。

    惟有许攸…

    许攸霍然起身、一脸担忧之色。

    “请明公明鉴，前者明公曾立故伯安公（刘虞）为天子，又曾质疑天子之血脉。

    而今五星汇聚、汉室复兴之势稍（渐渐）成，是故愚以为，明公应修书一封、向太子示忠为上，不知明公意下如何？”

    这些跟随袁绍已有十余年的老臣都清楚，当年袁绍立刘虞为帝之根本原因为何。

    一切的关键，在于壶寿！

    壶寿在《后汉书》中，是汉末初平年间（西历190至193年）的核心人物，河北的军事动荡、乃至于天下格局之动荡，皆源于壶寿。

    但是！

    在《三国志》之中，壶寿如此重要的人物居然…缺载！

    甚至于…初平二年至四年（西历191至193）这三年，在《三国志》中都缺载！

    若非陈寿将开启秘密的钥匙隐藏于《臧洪传》中臧洪那封绝笔信中，后世人或许将永远不可能了解到真实的历史。

    面对西晋司马群贼的文字狱，仍能以种种手段留下真实记载的陈寿，果然是高手！

    真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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