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变，兵变。

    消息传入总督衙门，洪承畴和俞翀霄都很淡定。

    这种事在宁夏发生，都不值得人为之错愕。

    洪承畴早有准备，抬手解了衣带，将团领官袍与官帽撇下，自有仆役将之收好，随即府上官员、胥吏、武弁一道自偏门走小道，朝巡抚标营驻地行去。

    为啥朝廷对宁夏军屯不敢多说，就是因为难办。

    自从叶淇变法，朝廷官盐被打包卖给两淮商贾，为国家每年从盐商那换来百万两白银，充实了国库收入。

    付出代价的是以宁夏为中心的甘肃、延绥、宣府诸边。

    只不过这代价来得很缓慢，后来人的眼光去看，问题出在叶淇。

    但是在当时，宁夏的商屯在变法之后，依然为诸镇提供了近三十年的口粮来源。

    这样缓慢的变化，在当时很难看见有什么联系。

    毕竟开中法太成功，它让延绥那样产粮极少的地方，在开中商屯的帮助下，使粮价达到可怕的三四钱一石，镇兵口粮就地低价采买，几乎无需朝廷京运官银。

    商屯田地不是一下子就不值钱了，换不来盐引还能卖粮，粮价渐渐高了起来，军费逐步增加，帝国财政在温水煮青蛙的局面下日渐糟糕。

    等到人们发现不对，田地已经都成民田，衣食所系，动不了。

    随之败坏的还有军队，边军开始逃亡，再吸纳新兵，兵额没变，战斗力下降。

    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让一部分军官先富起来，剔菁留芜之下，使宁夏产生独特的哗变优势。

    它跟其他地方哗变兵变的情况不同。

    虽然各镇都有大量世袭武官掌握财富与军队，同样都是相对封闭的阶级小社会，来自上层的刻薄剥削是一样的，但哗变和哗变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

    延绥等地是守着穷地方挨饿，士兵对朝廷怨怒不大，闹起来就为一口吃的，更多时候，人们知道闹起来也没吃的，干脆就不闹了。

    真闹的，更多是因为长官管理不善，士兵便以下克上，给自己的直属长官做掉，然后逃跑。

    若长官也是好长官，那边军的选择一般是少走弯路，直接开溜，落草！

    辽东则直面锋镝，巨大的军事压力压倒一切，人们唯有上下联结，辽兵固为一体，团结方可存活取胜。

    所以辽东的哗变一般是客军，因为客饷高，朝廷总发不上。

    宁夏的边军，则是守着富裕地方挨饿受穷，这种环境令他们怒火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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