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倒台的丑闻中心”。

    但此后二十余年，日本社会和媒体却对喜多川的性丑闻保持着心照不宣的集体沉默，喜多川啥事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呢？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经将西方的文化定义为“罪感文化”，将东方的文化定义为“耻感文化”。

    两者的区别在于，“罪感文化”有恒定的道德，一旦犯错，即使别人毫无察觉，也会痛苦自责。

    这时候就得去教堂告解，忏悔一番。忏悔完就没事了，因为主会原谅你。

    而“耻感文化”没有恒定的道德，但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怎么议论。

    比如某件事情，大多数觉得这是对的，那么即使你自己坚信这是错的，为了自己的“廉耻”，也多半会随声附和。

    这种所谓的“耻感文化”，在日本尤甚，那么多被喜多川侵害的少年们为什么会选择隐忍？

    畏惧于喜多川的权势，自己想要出名当然是最大的两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就来源于这种“耻感文化”，觉得把这件事说出来……很丢脸！

    ……

    需要说明一下，鲁思·本尼迪克特从来没有到过日本，更没有来过中国。

    这个女人的研究结论主要是通过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日本文学影视等艺术作品以及与日本军俘访谈得出来的。

    所以她概括的“日本人的民族性”，以及东方的“耻感文化论”只是一家之言，仅作参考。

    ……

    杨叶站出来发难，和原时空的《周刊文春》是不一样的。

    此时的杰尼斯还没有强到后世那种形成垄断的地步，他还有很多对手，比如一直和杨叶有合作的h社，实力就非常强劲。

    此时的日本经济却强盛到不可一世的地步，日本企业挥舞着支票在全世界买买买，成为无数人的眼中钉。

    此时的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见到这种丑事，自然是大报而特报，趁机把资本主义黑粗翔，以显示自家道路的正义性。资本主义阵营想捂盖子都捂不了。

    《周刊文春》当年虽然报道了，其实它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马上就被杰尼斯告上了法庭。

    这场官司中，喜多川出具了一份鉴定报告，表示自己是x无能，所以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周刊文春》一度输掉官司，但是他们不服，进行反诉，官司打了三年，最终法院认定喜多川侵害事件存在，《周刊文春》的报道属实。

    《周刊文春》赢了，但喜多川什么事都没有，他几乎不用承担任何后果。

    杨叶出手就不一样，这厮居然搞到了照片，一下就把喜多川给钉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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