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近千人；绸场里四百；瓷器窑近两百；另外还有两座茶山、两处木匠作坊、一间玉器作坊……杂七杂八地算下来，止是靠着他们方家的各种买卖营生的，就有五六千人之多，要是再算上这些人的家中老小父母儿女，差不多能有两三万人了。只是这些依凭方家过日子的口丁，就可以证明方家有多少钱财。可是光有钱财又能如何？修桥，铺路，舍药，这些事情方家都在做，开设的几个粥场长年累月都没停顿，因此他们家在明州当地倒是颇有几分薄名。但是，一旦出了明州呢？近些的扬州等地，或许还有人知道方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户族，可再远的地方就没人知晓了。至于在中原和上京，这里的人一提到明州方家，立刻能想起的就只有“大海商”，再不就是“大豪商”。因此，他必须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做点让人一提起来就交口称道的事情，好使人们知道，明州方家并不仅仅是有钱而已！

    正是因为心头存着这样的念头，于是他更加努力地琢磨文字，更加精心地书写记录，同时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为别人解答疑问。哪怕那些事情他已经反复说过很多回了，或者提出来的新问题让他觉得很可笑，他依旧是一丝不苟地认真作答。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再逢到休沐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应该去城外的商家庄子走一趟了。他是去向应县伯致谢的。

    这一回，他没有再带珍珠玛瑙之类的贵重礼物，只在城里买了几色上好的点心。另外还带去一样特别的礼物一一他自己工工整整眷抄的《东倭高丽记》。

    这份费了他不少心思的新奇礼物，立刻就博得了商成的好感。但商成同时也觉得有点遗憾。为什么方斫不把别的地方也写进去呢？比如大越和真腊，这两个小国如今是怎样的情形？还有大赵的商贾在真腊的情况，以及那些出现在真腊国的大食人与波斯人，他们是如何阻遏大赵商贾进入印度洋，又是如何地把持着印度洋上的航线，这些情形都应该记录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商成还让他回去之后就向礼部提个建议，设立个专门的下属部门，以后再有大赵商民去海外，回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地向这个衙门口报告沿途遭遇的各种情况，或者干脆就由朝廷订立一种制度一一航海日志制度。海船上必须专门记录舟船在航行和停泊中发生的各种情况，什么天晴天阴南风北风载货多少客商上下离港日期航行时间等等诸如此类的情况，都要如实记录，回来之后交给各地的市舶司验查。假如这项制度能得到认真执行的话，那么从大赵的各个港口到真腊、东倭或者高丽的各条航线上具体情况，很快就能被朝廷掌握。

    方斫想了想，就为难地表示，方家倒是可以把手里掌握的几条航线的情况呈报给朝廷。但别人会不会这样做，就很难说了。毕竟各家海商手里掌握的每一条海路，都是拿着人命去换回来的，朝廷一个制度就要把这些都收上去，难免有些说不过去，而且很容易就被人骂作与民争利的奸佞嘴脸。

    “笨哦！”商成笑着骂道，“你们一家人一户人地各自跑去探索新航路，那得填进去多少人命？关键是这里面有多少是重复填埋进去的？就象你们家在开辟南天竺的航路，别家海商难道没打过南天>> --